《追寻父辈的足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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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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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七师分会马元权会长，编了一本追记其父母和岳父母革命一生的书，名曰《追寻父辈的足迹》，盛邀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盖因我在新四军历史研究和宣传数十年生涯中，与他的父亲、新四军老领导马长炎有过不浅的交集。
我与马老初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在新组建的安徽省委党史办编研一处工作，接受了组稿编辑《皖南事变回忆录》的任务，为此曾先后多次采访过他，并逐渐深入了解他革命一生的历史。他1926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过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改编新四军后出任第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教导员），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全面抗战时期，他始终战斗在安徽敌后，曾任新四军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师长。解放后转业，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晚年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安徽深得民望，人皆尊称其“马老”。
1990 年适逢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换届，会长李世农以自己长期从事地方党务没有军队工作履历及健康原因，主动提出辞去会长，并建议推举有新四军领导经历的马老出任下届会长。在换届大会上，李世农会长的提议获得理事会一致通过，我亦被推选为这一届省新研会秘书长，具体负责开展日常会务工作。
在马老领导下，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个人受益匪浅，特别有几件事情记忆尤深。
记得换届不久，中国新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洪武教授来访。我们原拟在宾馆设宴招待，却被马老制止，说安徽经济落后，省里批给的活动经费有限，钱要用在刀口上。最终马老夫妇俩在家中设私宴接待，我也叨陪末座，场面既亲切又热烈。此后，直到我调离皖省，研究会从未用公款请吃过。
马老从小放牛出身，戎马半生，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重视文化宣传。他接任会长后，在首次办公会上就拍板编辑发行会刊，他亲自题写刊名《东进》。创刊号首次发表根据军科院院长粟裕大将视察云岭军部纪念馆时的讲话改编的《要宣传新四军》一文，迅速成为各地研究会的指导性文件。
马老虽然位居省部级高位，但毫无架子，平易近人。我爱人系省委党校教员，家就住在党校宿舍。没想到马老突然登门造访，因他腿部旧伤有疾，不便登楼，是司机将他从楼下背到我家里的。我说有事您让秘书打个电话，我召之即来，哪敢劳您的大驾。马老说我就顺便来看看你的家庭。当时我们家无长物，除了单位配发的简易家具，就剩一个小书房的书籍。临走时马老握着我爱人的手，感谢她支持我的工作，并说：“你们真正做到了知识分子工农化。”虽然几十年过去，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每念及此，我和爱人仍然难以忘怀。
马老记忆力超凡。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含山县老农写的人民来信，说他曾参加过新四军，当时是马首长来含山招的兵，后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回家务农至今。说只要有人证明此事，他便能获得县民政局的生活补助。我向马老汇报此事，他非常认真，要秘书查实。其中一个细节引起马老注意。此人回忆说皖南事变打到后来，部队撤到石井坑，叶挺军长布置五团守卫东流山，马首长作战前动员后，命令大家把棉絮从军棉袄中抽出，以便轻装上阵。据此，马老判定说：“此人是我的兵，当时我确实下过这个命令。”于是给他作了证明。
皖南事变前，马老除了亲自参加并指挥过5次繁昌保卫战，还数次奉命率部过江到江北无为、含山、和县一带活动。对此，我曾好奇地问他：“你们三支队的活动范围不是在皖南吗，怎么会到江北去活动呢？”他说：“三支队本来下辖第五、第六两个团，但第六团很快就被军部调去苏南，支队在皖南就剩我们五团。因对日作战频繁，伤亡不少，急需补充兵员。曾有繁昌、南陵、泾县一带青年主动前来投军，结果被当地国民党县政府告到第三战区，说我们擅自招收壮丁，破坏兵役法。军部迫于压力，下令将这些青年退返。无奈之下，支队首长谭震林让我们到江北秘密招兵。我前后去了3次，最后一次临行时，谭首长握住我的手，要我在招兵的同时，注意收集江北沿江地区的地形和敌情，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等我 1940 年 3 月从江北回来，首长已奉调至苏南敌后，此后发生的皖南事变，果然被他言中。”
马老为人谦和，但原则问题从不含糊。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发表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当时影响很大，获华东文艺图书奖一等奖及全国第二届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会刊《大江南北》杂志，先后发表了一批研讨文章。由我主持，安徽史学界也先后两次召开学术座谈会。1990年夏，为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我受命主编了一本《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汇集了省内外各界围绕小说《皖南事变》所展开的热烈争鸣以及研究探讨。
谁知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安徽省新研会的一位顾问，先是派人向我传达他的指示，后又将我喊到他家里，居高临下地说：小说《皖南事变》为蒋介石蓄意反共、阴谋制造皖南事变开脱罪责，是大毒草，上海已有人联名向中央领导递送了材料，要求严肃查处，批倒批臭。他要我以皖省新研会名义组织从政治上对黎汝清小说的大批判，以配合上海的上书行动。我当时向他婉转地表示：我们省里已组织过两次学术范围内的讨论。黎汝清是部队培养的作家，创作过《海岛女民兵》等优秀作品，部队培养一个作家不易，我们要对人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负责任。由于话不投机，谈话不欢而散。
当晚，我到马老家里汇报此事。他听完我的汇报后沉思片刻，然后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既然上海有人已写信给中央领导，那我们就等中央表态，中央宣布是大毒草，我们再批判也不迟。”马老完全支持我的看法，说：“就按你的意见办。作者是军人，如有问题部队自会处理。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没必要围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转。”事实证明，黎汝清并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除小说继续再版外，他还创作了《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等优秀作品。
因我个人的研究重点是皖南事变，而马老又是事变的亲历者，并且有超乎常人的记忆，所以每次与马老闲聊时，我总是有意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一次我问到皖南新四军既然奉命北移，为何却主动南走茂林钻进对方包围圈？他说：“军部领导怎么决策我不清楚，但是原本我们是准备从繁昌直接渡江去无为的。我们三支队一直在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敌后游击，军部就把打前站的任务交给我们支队。先是派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第三营到江北，与江北地方武装合编为挺进团，控制无为西面的三官山阵地，以阻挡桂军干扰渡江；继则派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奚如到江北，担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配合已在无为的渡江指挥部指挥长曾希圣工作；最后又派军参谋处副处长张元寿、参谋周绍昆、工兵连副连长刘奎率军部侦察连、工兵连 50余人，派我率五团第二营 150 余人过江，负责侦察道路和征集粮草船只。在无为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仅我部就已征集到 200 多条船只，随时可以接应渡江。谁知在1941年1月3日傍晚，突然接到电报，命令立即返回军部。我们冒雨顶风连夜乘船渡江回到繁昌，在沙滩脚与等候在此的陈仁洪营长及全营指战员会合，随即奔赴茂林。皖南事变中，我在激战东流山时中弹负伤，后在当地老乡的掩护下养好枪伤，于 4月 10日重回江北，不久即担任新组建的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五十七团政治委员。在师部，见到挺进团长林维先，劫后重逢，他对我嘘寒问暖，分外亲切。他脑子灵活，在接到南下归队电令后，跑去与曾希圣商量，认为既然是奉命北移，何必还要南返。在曾的支持下，他回了一个电报给军部，说是天气原因，电码不清，就此敷衍过去。他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幸亏我没遵命南返，否则我这几百号人还不被包了饺子！’”
以上此类鲜活生动的真实故事，是马老的亲身经历。
机缘巧合，2016 年我担任第九届上海新研会副会长，当时马老的儿子马元权是七师分会会长，他热情地邀请我当他们分会顾问。我们一起先后两次回安徽，到马老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学习调研，我也多次应邀参加七师分会组织的活动。这次马元权将其父辈的革命经历编辑成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本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红色教材问世，用好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讲好共产党的故事，紧密联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鼓舞斗志，推动发展的磅礴伟力。
202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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