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人物
新四军中最早的女大夫
- 分类：新四军人物
- 发布时间：2024-11-06
新四军中最早的女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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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央芬原名章茂兰，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在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里，全家在生存的道路上苦苦挣扎，过着清贫的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温良贤慧，主张穷不失志，她经常对自己的六个子女讲优美的民间故事，讲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孩子们从小就有了分清真与假、正义与邪恶的本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章茂兰 17 岁，是苏州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她与同学一起，汇入了几万名爱国学生队伍中，从苏州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救国团，请来了老师讲解军事知识和战地救护技术。然而，两个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以放寒假为借口，通令家长把学生硬拉回家。章茂兰回到无锡老家，仍念念不忘学医。在深明大义的父母亲的支持下，她利用姐姐章央芬的毕业证书，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从此以后，她的名字就由章茂兰改为章央芬。
参加抗日战争，做一名军医，成了章央芬的理想和动力。五年后，她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分配到南京中央医院实习。不久，七七事变爆发，8月 13日，日军攻打上海，中国守军浴血奋战，一批批伤兵转送南京，中央医院变为伤兵医院。章央芬每天面对伤员，竭尽全力救治他们，为危难的祖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上海沦陷后，南京的国民政府逃跑了，他们将伤员全部留在南京，下令中央医院医务人员撤到武汉。章央芬随医务人员撤到武汉后，又转到长沙湘雅医院，后又转到湖南桃源。不久她的恋人吴之理到湖南找到章央芬，动员她一起到新四军去。她立刻从桃源赶到长沙，向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请求准其上前线抗日。她谢绝了院长的挽留，毅然离开长沙，与吴之理一起双双来到南昌，参加新四军。
后来章央芬来到皖南云岭，她决心要与新四军军医处的大夫们一起，用一流的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作风，创建新四军自己的医院，救护抗日的将士。新四军非常注重医务人员质量问题，所挑选的医生都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所物色的护士主要也是中央医院护校毕业生。医护人员不够就举办卫生训练班，培养新的卫生干部；教具不够，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器械不够，就因陃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做。在新四军里逐步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医疗作风，并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治疗效果，赢得了军部领导和干部战士的信任。
新四军卫生学校开学，迎来了第一批学员，这些学员都是从教导总队抽调来的知识青年。医生们和护士长每天在完成医院的正常工作之外，要花几个小时备课、讲课。章央芬在卫生学校讲授解剖学。
当时学校迫切需要的教具是一架人体骨骼。为搞到这一重要教具，章央芬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人到阴森森的乱坟堆中去寻找尸骨，虽然此时一颗心竟忍不住扑通、扑通地跳将起来，头皮也一阵一阵地发紧。然而，她竟毫无惧色地走进了夜幕。一天半夜，她终于找到了一具完整的骨骼回来了。接着章医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骨架进行了清理和安装，她把一块块骨头用铁丝串在一起，再把它们挂在一个竹架子上，每块骨头上都有一张小标签。史沫特莱说：“这不再是一副骨架，它已经变成了人类求知欲的一座小小的纪念碑。”
终于有一天，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全体学员集合在这里，接受这新奇而刺激的一课。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中动情地记叙道：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科学家曾经经历过更加奇特的时刻，或是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怀有更大的热忱。这些学员先前只读过普通学校或军事科目，而且，几乎是迫不得已才把他们找来并让他们进了卫生学校的。
章医生和宫医生系着白得发亮的围裙，站在挺直的尸体后面。章医生提高了嗓门，进行一支中国部队所接受的第一次示范解剖。屋子里连一点别的轻微的响声也没有。
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于 1938 年 10 月来到云岭，她是以红十字会记者名义来新四军采访的。她不大会讲中国话，所以军部让会说英语的医生们和她住在一起，可以为她当翻译，也便于照顾她。章央芬与她朝夕相处 11 个月，她们互相学习，互相感染和影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早晨，她们踏着露水，爬上长满松树的山头，眺望着蓝天、青山和绿水，情不自禁地赞美这如画的江山。此刻，史沫特莱会激动得流下泪来，深情地对章央芬说：“这是你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为祖国独立自由战斗万岁！”
章央芬搂着史沫特莱，坚定地说：“这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就是来和日本鬼子拼到底的。”“我也一样，愿同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到胜利，我也要为寸土拼到底！”救护伤员时，医护人员全体出动，通宵达旦地工作，史沫特莱每次都主动参加，什么都抢着干，即使在很冷的冬天，她也会忙得满头大汗。当有人劝她在家休息时，她会很生气地说：“你
们能为前线抗日将士服务，为什么要剥夺我这个权利？”救护伤员之余，她还不停地写报道，帮助新四军募集药品和器材，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章医生。一个外国人尚且这样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抗战，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女性，还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心地参加抗战呢？
新四军医院在战争的环境下，技术、业务和医疗作风在国内外军队中都是属于第一流的，曾受到中外人士的赞扬。他们建立了严格的消毒制度，医生每天查房制度，护士每天交班制度，最低限度的病史记录，重患者出诊和特护，坚持科学用药、护士给药等。配合医生治疗的，还有指导员给伤员做思想政治工作。医院有就地取材的竹子床、竹子墙，有灭虱室和淋浴室，还有在当时来讲较为先进的手术室和 X光室，尤其是医护人员高超的技术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是国民党伤兵医院无法比肩的。新四军医院还专门为五十军的伤员设置了急救包扎所，他们会得到及时和细致的救治和照料。那些国民党伤员出院前，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向那里的医生、护士鞠躬道谢。新四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深深教育了他们。
在救治他们的过程中，章央芬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天，章央芬正在为五十军的伤员们清理伤口，进行必要的包扎和急救，这时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军官模样的人大声命令章央芬快过去：“你应该先给我治疗！”盛气凌人的样子令章央芬很生气，她不露声色，继续为士兵兄弟治疗，而对他的颐指气使置之不理。最后，当她解开他身上的绷带时发现，这个军官什么伤也没有，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员。在新四军，她看到的是轻伤不下火线，是官兵平等、互相爱护。许多共产党员的伤病员始终想着别人。章央芬给有病的战士买鸡蛋吃，可他们自己不吃，反而把鸡蛋送给前来看病的老百姓；有的重伤员临终前拉着章央芬的手表示感谢，希望她在新四军继续为抗日出力。这些战士的形象在章大夫的脑海里久久抹不去。他们是章央芬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启蒙老师。
章央芬与新四军军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她曾有过三次深造的机会，但都因为要实现她抗日救国的理想，而毅然放弃。
第一次是在 1939 年回上海探亲期间。她有一个哥哥去了美国，哥哥多次来信让她也去美国进修深造，将来成为医学专家。章央芬何尝不想成为医学名家？她思想斗争了好几天。
她想到童年时代曾听母亲讲过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故事，想到部队里首长和战友艰苦奋斗的形象，想到还有那么多新四军战士在浴血奋战，伤病员需要救护，想到伤员临终前对她的殷切期望，想到史沫特莱一个外国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如何，她不肯为了自己而远离苦难的祖国，放弃抗日救国的理想。她婉言拒绝了哥哥的要求，说服了母亲，按期回到了新四军军部。
第二次是在1940年4月，她因病回上海治疗，病好后，组织上让她暂时不要回皖南，继续在上海学习。在两年的学习期间，母校的老师和同学诚心挽留，孑然一身的母亲也希望女儿从此留在身边。留还是不留？在这两年里，最惨痛的莫过于她听到的皖南事变的消息了！成千上万的爱国者，告别父母，舍弃一切，参加新四军，与日军艰苦作战；许许多多中华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难道他们就没有个人理想？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怎么可以动摇自己的决心？为国家兴亡和民族生存，我应该革命到底！”1942年 6月，章央芬又毅然回到了新四军，于1943 年秋天奉命调到新四军三师卫生部工作。
第三次考验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军东北。此时，章央芬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能随军行动，经组织批准，她又回到了上海。许多同学已是主治医师了，他们劝她：“抗日胜利了，你该回母校工作了，业务上可深造，工资报酬也高，又在母亲身边。”一边是同学的善意劝告，一边是亲眼目睹、令人痛愤的事实，章央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下山摘桃子”，他们的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贪污受贿，挥金如土；蒋介石调兵遣将，时刻准备发动内战，用武装镇压爱国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绑架、暗杀不时发生；老百姓面对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面对着到处横行霸道的“刮民党”和美国鬼子，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坚信抗日救国靠的是共产党，平息内战、建设祖国也只能靠共产党。1946年 8月，她带了两个孩子，经苏北到达已经是解放区的山东新四军军部，并在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前身）任教，同时在附属医院诊治病人。1947年春天，组织上护送她到齐齐哈尔的“西满”军区，与爱人吴之理团聚。1948 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章央芬调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妇婴学院院长，从而结束了她的女兵生涯，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以后她又先后于 1954 年调上海第二医学院任教学副院长、1961年调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工作。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上,她始终精神振奋、努力工作，这是因为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解放军教育培养了她，是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女兵们激励了她，她才能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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