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人物
淮河儿女石丽的故事
- 分类：新四军人物
- 发布时间：2026-02-09
淮河儿女石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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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 不畏艰险
1939 年冬，17 岁的石丽耐心说服父亲母亲，打消家族的顾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泗县一区工作队。从此，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她自觉地磨炼意志，逐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1941年 9月，石丽调泗县六区任救会主任，该区是敌我拉锯的边缘区。一天傍晚，她和两位同志到小魏子，未顾上吃饭，连夜召开村民大会，动员群众支持抗日。一些人听信谣言，惧怕各种威胁，因而不敢参加大会。石丽和进步青年高唱抗战歌曲，以吸引群众出门参会。在村民会上，石丽大胆走上台，讲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宣传“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会议结束后已经 10 点多，三人忍着饥饿，夜宿开明地主家。第二天拂晓，鬼子和伪军突然临近村子，她们被密集的枪声惊醒，只听外面传来“抓女八路”的吆喝声。敌情不明，情况紧急。由于后院无门，房东搬来凳子，石丽她们站在凳子上人顶人翻过后院墙头，跑到附近佃户家草屋里躲藏。房东老太吓得浑身发抖，老爷爷则将石丽等人藏在床下，她们有的拿着菜刀，有的拿着镰刀，童养媳出身的小李也勇敢地拿起棍子，准备与敌人拼命，绝不当俘虏！天亮了，敌人搜走一些土枪，抓了两个来不及撤走的村民便离开村子。此次遭遇是石丽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死里逃生，事后传来消息，是村里有个汉奸告了密。
1942年春，县委指派石丽去潘塘乡开展工作。“马回子民团”是国民党杂牌军，驻扎在潘塘乡，经过我党的上层工作之后，民团头领表示愿意“反正”支持抗日。县委和区委决定在潘塘乡召开群众欢迎大会，由石丽代表妇救会讲话。上级提醒“这支民团队伍思想不稳定，仍须保持警惕”。为争取马回子民团，石丽毅然参加村民欢迎大会，宣传“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团头领对石丽心怀不轨，还有几个兵痞子叽里咕噜，说石丽是“黄毛丫头”，为防不测，欢迎大会结束后，石丽和村干部当晚去较远的小王庄住宿。半夜听到枪声和狗吠声，潘塘乡发生民团“哗变”。次日上午，石丽与乡长等人再去会场察看情况，只见围墙边、墙根外，躺着多具村民尸体。
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主任淮北泗县的抗日根据地是皖东北抗日活动的重要战场，石丽先后担任区妇救会主任、县妇委会副主任。她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勇敢地站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为创立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1943年 8月，石丽调到泗西区赵集乡任党总支书记。泗西区的日伪势力强，开展动员工作阻力大。石丽便逐户扎根串连，建立村党小组、扩大民主政权影响，从而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泗西区武工队。一些群众有顾虑，怕工作队站不住脚。当时在地主威胁下，有的农民白天得到了减租，晚上却要背着粮食送回地主家。在赵集乡访贫问苦时，一个老太太向她倾诉了家庭的悲惨遭遇，其儿媳被地主时开厚奸污，儿子惨遭杀害。石丽抓住这个典型召开群众诉苦大会，受迫害的农民纷纷勇敢地站起来，揭露恶霸地主的种种罪行，一致要求民主政府为百姓做主，“杀人必须抵命！”经上级批准，组织很快处决了恶霸地主时开厚，为民除害，大快人心。经过反霸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顽固势力得到了震慑，工作局面被打开，抗 日 民 主 政 权 的 威 信 得 到 了提高。
“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是进行农村民主改革、依靠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政策。石丽是妇救会主任，宣传抗日、动员支前，必须“从我做起”。石丽的父亲 12 岁时便双目失明，依靠祖上留下的一些土地，以收租和算命为生。石丽以民族大义为重，说服父亲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对贫雇农“减租”“减息”“退地契”。事迹传开后，石丽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了极大提高，她勇于牺牲“小家”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区、县委的表扬。
1942年冬，泗县日伪军对农村根据地开展大“扫荡”，每到一地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最艰苦的 33 天反“扫荡”斗争中，敌强我弱，游击生活环境极其艰苦。发下来的冬装改成长袍子，白天是棉袄，夜晚当被子。睡稻草铺，战友们抱团取暖是常事；食不果腹，有时三天喝不上一口粥；居无定所，亲戚家、可靠的贫雇农家、开明绅士家，谁都不知道明天住在哪里。每个女同志都备一条黑毛巾，若遇 险 情 ，即 包 在 头 上 化 装 成百姓。
县委机关被冲散后，下级与上级中断联系。为找寻组织，石丽和战友小叶化装成老百姓，顺着水沟向泗阳方向跑。夜晚不敢进村，疲惫不堪，两人只能在田沟里打盹。经过封锁线伪军的炮楼时，伪军听到狗叫，用电筒照射发现石丽等人，便问：“干什么的？”石丽大声回应：“自己村走亲戚的。”伪军担心被武工队袭击，不敢贸然出来，也不准她们进村。她俩只能绕过封锁线，疾行下半夜，终于在泗南区的一个小村子遇见新四军四师《拂晓报》社的记者，跟随他们找到了县委驻地。
1945 年 12 月，石丽代表泗县妇救会，去江苏淮安根据地参加华中群英大会，与会人员是各县工青妇负责人。他们听取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刘瑞龙等领导同志的形势和工作报告，并与各地区代表交流工作，还见到了周恩来的婶母。
北撤山东 渡海东北
1946 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民党向解放区和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
1946 年秋冬之际，石丽已怀孕 5 个月，回蒋集庄家中休养。泗县城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控制。石丽（石峰）悄悄从泗县七地委（苏皖根据地所在地）轮训队撤回蒋庄，传达地委指示：北撤山东。天蒙蒙亮，石峰、石丽和警卫员简单整理行装，冒雨离家。接县委书记指示：尽快在限定时间内去 40 里外的泗县 七 地 委 集 中 。 雨 季 道 路 泥泞，田埂坎坷颠簸，她们借来一条水牛让石丽坐牛背，然后牵着水牛，穿过水沟田埂，赶到地委参训队。怀孕数月，跟着队伍行军，其中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坚定的革命意志是石丽强大的精神支柱。她随“七分区”干校的部分干部及家属向山东方向行军，没有掉队。途经江苏泗阳、灌城，进入山东郯城。石丽清晰地记得，有一次队伍在一个叫“周村”的地方住下，中午时分她和一些家属在树下洗衣。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架敌机，敌机发现下面有队伍行进，便低空扫射，子弹击穿了水桶，掠身而过。
1947 年 1 月 3 日，在山东莒县河阳村，石丽生下一对双胞胎。由于一路颠沛流离，行军打仗，生活艰苦，两个婴儿早产（7 个多月），出生时体重一共才7 斤多一点。根据上级战略部署，华中局向胶东区继续转移北撤，石丽和爱人商量后，决定将一个孩子托付给当地可靠的老乡寄养，随行人员坚决不同意。石丽和战友杨波（张爱萍弟媳）合买了一头小毛驴，两个篾子分别架在两边。双胞胎一个坐放在一边，杨波的孩子重七八斤，正好也坐一个放在另一边。途中翻山越岭，山路陡滑时，随行人员就挑着扁担，双胞胎一头一个。
1947 年 10 月，华中局安排部分在胶东干校轮训的干部和家属赴东北，石峰是地委干部队教导员。石丽、警卫员、保育员和两个婴儿随大队家属行军。当时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逻，空中会出现敌机侦察袭击，地面仍有小股国民党军队围堵，所有人员化装成逃往东北的老百姓。从胶东和石岛渡海两次皆未成，第三次从荣城坐机帆船，队伍终于成功北渡渤海。深夜的海面伸手不见五指，寒气逼人，浪花飞溅，既艰辛又危险。船身在风浪中上下颠簸，令人头晕呕吐，石丽和保姆一人怀揣一个孩子，棉衣被打得透湿。上级交代，若遇敌舰检查，立即将文件和军服丢弃大海，所幸一路平安。渡海后，家属队顺利抵达辽宁海城地区岫岩县。
不计个人得失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石丽总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地位高低、不计个人得失，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石丽在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任职，主管党务、人事和干部工作，是学校“调级”工作小组负责人，她又一次主动将调级的名额让给学校另一位负责人。有人说“你吃亏 了 ”，她 说“ 大 家 都 一 样 就好了”。
1971年，恢复工作后的石丽调至长宁轴承厂。公司决定让石丽担任厂党支部书记，然而她考虑到家里孩子多，自己又疾病缠身，担心影响工作，觉得自己“当副手做群众工作还是有经验的”，便要求公司将自己改任为副书记。她特别重视青年职工成长，重点培养有觉悟、有能力、为人正直、要求进步的小沈入党，担任团支部书记，小沈也不负重托，之后凭借个人能力成为副厂长。
1978年 3月，石丽调到上海市人民电器厂工作。上级征求其意见时，她说“参加革命后一直做党群工作，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缺乏经验，担任副职合适”。上级党委便任命她担任厂党委副书记。1979年秋，石丽因犯病晕倒，致使左腿骨折，治疗半年后才逐渐恢复，经再三斟酌，她决定提前离休，并主动向上级推荐提拔一位作风正派、有领导能力的部队转业干部。
石丽还先后两次主动让出“晋级”名额。20世纪 50年代后期，市妇联机关干部调级，作为农村工作部干部科长，石丽的工作年限和工作表现完全符合晋级条件。因科室里有两位老同志级别较低，工作表现也好，她主动提出将晋级名额让给这些同志。从 1952 年干部实行行政级别制到 1980 年离休，石丽在“处级”位置上干了 28 年，没有一次“晋级”，她却毫不后悔。1990年，为了表彰其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市委组织部批准她“享受局级待遇”。
离休后，石丽积极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活动，参与了上海电器厂举办的发扬革命传统的座谈会，并参加安徽淮北泗县、五河县等地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在大儿子的帮助下，她在79岁时撰写了4万字的《我的回忆》，89 岁时完成了近 3 万字的《难忘的回忆——相伴六十七年》。她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从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要不忘初心，发扬革命传统，永远跟党走，将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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