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人物
项英的学习生活
- 分类：新四军人物
- 发布时间：2024-11-06
项英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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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一些早期领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不同，项英文化水平不高，正宗学徒出身，首先是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天不足，就需要后天的努力去弥补，于是，他手不释卷，勤奋学习，终于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他通过阅读体验了那个时代。
为了弄清革命道理而读书
项英勤于思考，弄不明白的事就反复思考，反复学习。“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长大的。我15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约在八、九元至十一、二元不等，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是 20 岁的人了，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项英在1921年12月写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信中如是说。他家有些书香，本人是个穷书生，故有问题先问书。读了《劳动周刊》，解决了他的一部分问题，但是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他写信给包惠僧。
接信后，包惠僧约项英见面一谈。项英来谈了一些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实例，说到最后激动到眼圈都红了。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谈话与表情中，包惠僧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像个乡下人，有充沛的精力和远大的抱负，很少见到这样的青年工人。包惠僧安慰他一番，又鼓励他一番，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对他作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最后又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大小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定下星期日下午1时再来谈谈。
项英再次如约而至。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你们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点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显然，项英读书读出了味道，读出了香味，他把读书当成 了 习 惯 ，当 作 一 种 生 存 状态。接着项英又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已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通过考察，包惠僧觉得项英适合做职业革命家，于是邀请参加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的通联工作。项英干得很努力，展现了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份。在工作以外，项英就是读书，包惠僧说：“他的求知欲望很高。我们每星期内要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我要到江岸同一些负责的工人谈话一次，我们每次见面除汇报工作以外，他就讲他读了几页或者是几本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他一到我们的机关部来首先就是翻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他必争取先读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争先发表他的意见，在处理工作时，他总是很勇敢地担当任务。他每日工作都很忙，若有一点余暇，他就是一只手拿一本书，一只手拿一支纸烟，他对纸烟简直有瘾。每天要抽三、四包小哈德门，两只手四个指头都成了烟黄色。他的两道眉毛中间是联起来的，眉毛很浓厚，如果在他考虑问题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双眉一皱就成了一字浓眉，他的头发经常是蓬松零乱，衣服的扣子总不很完全，也很难得去剃头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简 单 ，始 终 是 一 个 工 人 的 本色。他自在京汉铁路工作后，常用化名‘夏英’对外通讯或在报上写小品文章，后将化名与本名联合起来为项英。”
人识了字，最大的实惠和快乐就是读书。项英把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就是因为读书给他带来了快乐，他把生命中的寂寞时光换成了巨大享受时刻。
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身边只有《列宁主义概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两本书。看了又看，都翻烂了，后来托一个小学老师买了《唯物史观》之类的书他喜欢静，除在棚子周围散散步之外，不是看书报就是思考问题，谁来了就和谁谈话，问情况、谈工作。警卫员丁上淮回忆，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共产国际纲领》，项英和陈毅两人不知翻看过多少遍。跟随在项英身边的肖平权、曹秀英回忆道：“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报。当时的书籍不多，带在身边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几本书，他经常翻看，有时在书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做些笔记，有的书翻得连封面都没有了，有的补了又补。我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他读的什么书，就问他，他说，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写的书，是告诉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一个革命者只有懂得革命的道理，才能懂得怎样去革命。”虽然回忆的书名有差异，但恰恰说明是真实的。
从1936年春、夏起，他还通过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后叛变）从广州、香港搞来一些书刊。如《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和不成套的《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籍；同时也搞到少量的理论书籍和刊物、杂志等。这些书刊、杂志成了游击战争中的宝贵精神食粮。
参加各种会议，是项英学习、理解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辨析和处理问题重要途径，尤其出席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这两个会议的代表都是被中共有组织地、有系统地选派出来的，会议都是为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而举行的。与会代表，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联共（布）代表在会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给项英等中共代表以启示，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奠定了基础。
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二七大罢工后，项英来到北京，和王俊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关于“二七工潮”的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1924年 10 月，他为《中国工人》写稿。1926 年 11 月，湖北省总工会主办的《工人导报》创刊，项英为该刊撰稿人。同年 12 月，为在武汉地区培养大批工运干部，湖北省总工会在武昌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项英在速成班上主讲《二七纪念》和《工会与政党》两门课程。1927年1月21日至2月24日，汉口特别市党部为培养工人下级干部人才，在汉口中学（今六中）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项英在速成班上主讲《工人之教育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领导后，有了自己的刊物，项英更是注重利用它们，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全总出版有《中国工人》，初为半月刊，职工运动的理论兼内部阅读的刊物，第7期改为双月刊，内容变更为职工运动的理论指导。1929年8月，为适应工人群众以及干部之需求，又出版《劳动周刊》，同时翻印国际职工运动的材料，以为训练干部之用。还编印职工运动小丛书以及有关中国劳动书籍的计划。全总前后刊印的宣传品，共326500册。1928年10月至1930年期间，项英担任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和党报委员会委员。1930年2月，他还担任党报委员会书记。
在中央苏区，项英领导《红色中华》，一直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在《红色中华》第 1 期至第324期的宣传中，每期都用一半左右的版面登载国际国内的时事消息，另外一半左右的版面用来登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宣言、声明、法令、决议、红军作战的捷报、苏区消息以及社论、专论、纪念日介绍等。在所登载的国际国内的时事消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苏联的，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内容涉及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属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范畴。在刊登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宣言、声明、法令、决议、文告、布告、训令、条例、指示、报告、总结中，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及时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
项英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具体负责人，还在《红色中华》密集发表文章（包括项英写的社论和社论性质的重要言论），以配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在《红色中华》36期以前刊发的社论和重要言论中，除了周恩来写过一篇，王观澜写过两篇外，绝大多数都是项英所写。像《地方苏维埃建设间题》(第 2期)、《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第 3 期)、《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第5期)、《苏区群众和红军大大地向外发展积极的进行革命战争》(第7期)、《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夺取赣州吉安》(第 9期)、《实行工作的检查》(第 11期)、《反对贪污，严惩浪费》(第12期)、《反对对于革命战争的消极》(第13期)、《强固城乡苏维埃的组织工作》(第16期)、《今年纪念国际青年节的战斗任务》(第32 期)和《猛烈扩大红军反对对于扩大红军的消极》(第 33 期)等，都出自于项英的手笔。它们无不体现苏区中央政府的整体关切和舆论导向。此外，项英还直接针对苏区出现的一些有问题的人与事，撰写了不少批评性的短文，发表在《红色中华》的重点栏目“突击队”上。其中有《无奇不有的兴国国家商店和合作社》《威权无上的区苏秘书》《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好个石城县主席的迁家大喜》《沿用当铺惯例的闽西工农银行》等等。此外项英还直接参与《红色中华》报的编审事务，利用《红色中华》报指导特定而具体的工作。在项英引导下，初期、中期的《红色中华》把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一个纸上工作平台。
搜集阅读报刊，分析研判形势肖平权、曹秀英回忆：“不论环境好坏，项英同志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搞报纸，有些是通过国民党政府的乡长、保长弄来的，有的通过商人买来的，有的打土豪时没收的，有基本群众搞来的。报纸到手以后，他就聚精会神、埋头细看，有时我们叫他吃饭，他说看完这张报纸再吃，有时一边看报，一边抽烟，香烟烧痛了手指头才把烟头丢掉。我们问他，国民党政府办的报纸，经常诬蔑红军游击队，为什么还去看它，他说国民党的报纸造谣我们党和红军游击队，但从中也可以了解情况，分析动向。国民党报纸吹嘘他们在什么地方消灭了我们多少游击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有游击队在活动，等于给我们通风报信。不看报，就不晓得全国的形势，不了解形势就不能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斗争。他看过的报纸舍不得丢掉，一张一张叠好，整整齐齐放在他的床边，转移地方时，他总是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把报纸丢掉。”刘建华回忆：项英还想尽一切办法买了许多香港报纸和省内报纸来看。
警卫员李德和回忆，每搞到一张报纸，项英总是一字不漏地看。有时弄不到报纸，就对赣粤边军政委员会委员刘符节说，要想法子搞到，就是花点钱也要买来。而丁上淮回忆：“我们跟随项英、陈毅到达油山后，学习材料少得可怜，只能看看从苏区带来的几张《红色中华》报”，“那几张《红色中华》报被翻破了，还舍不得丢掉。记得 1935 年秋我们在北山活动时，项英同志捡到一小片报纸，那是事务长外出买东西包回来的国民党的旧报纸。他看着看着，便大笑着叫我们去看，他说：‘你们来看，我真的长着三头六臂呐！’我们走拢一看，那破旧报纸上登着一条‘消息’：‘匪首’项英在江西 XX 山上被抓获，现已关押在监狱里……我们看了，对国民党的造谣感到十分气愤。项英却大笑不止，还摸摸脑袋，幽默地说：‘莫非山上这个项英是假的？’”在新四军时期，项英仍然重视书报。当上海慰劳团代表询问新四军需要上海人民怎样帮助时，项英答道：“在我们这里，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医疗，一方面我们还要给民众看病，所以医药是特别需要的。精神食粮最缺少的是报纸。”
对于报刊杂志上的资讯信息，也是要反复阅读进行思考的，经过分析处理之后，将有用的留下来，无用的丢弃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项英到延安后报告党中央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使我们最幸运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在这时机中，利用同情者替我们买一些新文化的书籍。真巧的事，替我们买书的人将他买的一本《新学识》给我们看。而且更巧遇的，中有诸青来的一篇关于各党派的论文，说到毛泽东已代表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了，引证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七日会议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三个小段”。“这三个政治的材料，真是宝贝一样的东西，我们看了如获至宝，那时欢喜的状态真是不可言喻形容。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为慎重起见，由我个人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转变。”就是从这“三个小段”，共376字中，项英敏锐地发现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分析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党目前的重要政策。
掌握革命理论，指导工作司马迁说，“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读书而不能运用，则所读之书等于废纸。读书不难，难在其用。写作是比读更艰苦，更是真正有效的阅读，是既“得于心”，又“应于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项英深入理论思考阶段，他联系工作实际，读出了自己，读出了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从自己体会字里行间，知其意，又懂其弦外音，味外味，再进一步，把掌握的精神实质，转化为通俗的语言文字宣传出来，不仅巩固、加深自己的理解，也起到了传播作用。
1935年11月的华北事变发生后，项英在国民党的报上找到一些线索，以作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了“抗日救华北”的主张。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项英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等口号。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又写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阐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主张释放蒋介石。1937年7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实质，号召广大民众联合抗战，反对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接着又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转变，努力使自已、中央分局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言行，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走上抗日道路。项英还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印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问答》，回答了什么叫做统一战线，为什么建立以及怎样建立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等，此外还有时事教材；在军事教材中写了《步哨守则》《战士必读》等政治教材；在出现了叛徒、变节分子的时候，他们就写了《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他们还编写了文化、识字课本。项英对身边的警卫员学习很关心，也抓得很紧。对其中个别不识字、不会写字的，就手把手地教，经常给他们布置学习任务，有时还抽查和考试他们的学习情况。项英注重宣传的通俗化，每次写东西，总要先念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听得懂，就拿去刻印，听不懂就修改，直到听懂为止。
项英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总结自已运用理论指导工作的经验时说：失掉中央的领导，陷于孤立斗争的环境，保障党的领导正确，以我们的经验，必须依靠以下几个条件：（一）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加强对于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正确性，来保证党的方针正确。这一方面我们曾进行过学习理论的运动，我们曾带有少数的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际纲领》《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政治常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等。（二）要用尽一切方法取得报纸看，能够了解全国形势，不致弄成狭隘的局部的观念，并在干部中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
他在新四军中提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吸收许多科学的成果和革命的经验、汇合许多知识和经验而成的，我们为何不到处学习、到处虚心、到处求进步呢？要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教育，要提高干部的质量。”读书使项英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弄清革命道理而读书
项英勤于思考，弄不明白的事就反复思考，反复学习。“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长大的。我15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约在八、九元至十一、二元不等，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是 20 岁的人了，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项英在1921年12月写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信中如是说。他家有些书香，本人是个穷书生，故有问题先问书。读了《劳动周刊》，解决了他的一部分问题，但是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他写信给包惠僧。
接信后，包惠僧约项英见面一谈。项英来谈了一些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实例，说到最后激动到眼圈都红了。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谈话与表情中，包惠僧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像个乡下人，有充沛的精力和远大的抱负，很少见到这样的青年工人。包惠僧安慰他一番，又鼓励他一番，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对他作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最后又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大小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定下星期日下午1时再来谈谈。
项英再次如约而至。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你们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点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显然，项英读书读出了味道，读出了香味，他把读书当成 了 习 惯 ，当 作 一 种 生 存 状态。接着项英又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已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通过考察，包惠僧觉得项英适合做职业革命家，于是邀请参加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的通联工作。项英干得很努力，展现了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份。在工作以外，项英就是读书，包惠僧说：“他的求知欲望很高。我们每星期内要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我要到江岸同一些负责的工人谈话一次，我们每次见面除汇报工作以外，他就讲他读了几页或者是几本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他一到我们的机关部来首先就是翻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他必争取先读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争先发表他的意见，在处理工作时，他总是很勇敢地担当任务。他每日工作都很忙，若有一点余暇，他就是一只手拿一本书，一只手拿一支纸烟，他对纸烟简直有瘾。每天要抽三、四包小哈德门，两只手四个指头都成了烟黄色。他的两道眉毛中间是联起来的，眉毛很浓厚，如果在他考虑问题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双眉一皱就成了一字浓眉，他的头发经常是蓬松零乱，衣服的扣子总不很完全，也很难得去剃头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简 单 ，始 终 是 一 个 工 人 的 本色。他自在京汉铁路工作后，常用化名‘夏英’对外通讯或在报上写小品文章，后将化名与本名联合起来为项英。”
人识了字，最大的实惠和快乐就是读书。项英把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就是因为读书给他带来了快乐，他把生命中的寂寞时光换成了巨大享受时刻。
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身边只有《列宁主义概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两本书。看了又看，都翻烂了，后来托一个小学老师买了《唯物史观》之类的书他喜欢静，除在棚子周围散散步之外，不是看书报就是思考问题，谁来了就和谁谈话，问情况、谈工作。警卫员丁上淮回忆，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共产国际纲领》，项英和陈毅两人不知翻看过多少遍。跟随在项英身边的肖平权、曹秀英回忆道：“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报。当时的书籍不多，带在身边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几本书，他经常翻看，有时在书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做些笔记，有的书翻得连封面都没有了，有的补了又补。我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他读的什么书，就问他，他说，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写的书，是告诉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一个革命者只有懂得革命的道理，才能懂得怎样去革命。”虽然回忆的书名有差异，但恰恰说明是真实的。
从1936年春、夏起，他还通过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后叛变）从广州、香港搞来一些书刊。如《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和不成套的《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籍；同时也搞到少量的理论书籍和刊物、杂志等。这些书刊、杂志成了游击战争中的宝贵精神食粮。
参加各种会议，是项英学习、理解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辨析和处理问题重要途径，尤其出席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这两个会议的代表都是被中共有组织地、有系统地选派出来的，会议都是为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而举行的。与会代表，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联共（布）代表在会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给项英等中共代表以启示，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奠定了基础。
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二七大罢工后，项英来到北京，和王俊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关于“二七工潮”的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1924年 10 月，他为《中国工人》写稿。1926 年 11 月，湖北省总工会主办的《工人导报》创刊，项英为该刊撰稿人。同年 12 月，为在武汉地区培养大批工运干部，湖北省总工会在武昌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项英在速成班上主讲《二七纪念》和《工会与政党》两门课程。1927年1月21日至2月24日，汉口特别市党部为培养工人下级干部人才，在汉口中学（今六中）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项英在速成班上主讲《工人之教育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领导后，有了自己的刊物，项英更是注重利用它们，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全总出版有《中国工人》，初为半月刊，职工运动的理论兼内部阅读的刊物，第7期改为双月刊，内容变更为职工运动的理论指导。1929年8月，为适应工人群众以及干部之需求，又出版《劳动周刊》，同时翻印国际职工运动的材料，以为训练干部之用。还编印职工运动小丛书以及有关中国劳动书籍的计划。全总前后刊印的宣传品，共326500册。1928年10月至1930年期间，项英担任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和党报委员会委员。1930年2月，他还担任党报委员会书记。
在中央苏区，项英领导《红色中华》，一直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在《红色中华》第 1 期至第324期的宣传中，每期都用一半左右的版面登载国际国内的时事消息，另外一半左右的版面用来登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宣言、声明、法令、决议、红军作战的捷报、苏区消息以及社论、专论、纪念日介绍等。在所登载的国际国内的时事消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苏联的，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内容涉及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属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范畴。在刊登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宣言、声明、法令、决议、文告、布告、训令、条例、指示、报告、总结中，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及时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
项英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具体负责人，还在《红色中华》密集发表文章（包括项英写的社论和社论性质的重要言论），以配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在《红色中华》36期以前刊发的社论和重要言论中，除了周恩来写过一篇，王观澜写过两篇外，绝大多数都是项英所写。像《地方苏维埃建设间题》(第 2期)、《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第 3 期)、《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第5期)、《苏区群众和红军大大地向外发展积极的进行革命战争》(第7期)、《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夺取赣州吉安》(第 9期)、《实行工作的检查》(第 11期)、《反对贪污，严惩浪费》(第12期)、《反对对于革命战争的消极》(第13期)、《强固城乡苏维埃的组织工作》(第16期)、《今年纪念国际青年节的战斗任务》(第32 期)和《猛烈扩大红军反对对于扩大红军的消极》(第 33 期)等，都出自于项英的手笔。它们无不体现苏区中央政府的整体关切和舆论导向。此外，项英还直接针对苏区出现的一些有问题的人与事，撰写了不少批评性的短文，发表在《红色中华》的重点栏目“突击队”上。其中有《无奇不有的兴国国家商店和合作社》《威权无上的区苏秘书》《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好个石城县主席的迁家大喜》《沿用当铺惯例的闽西工农银行》等等。此外项英还直接参与《红色中华》报的编审事务，利用《红色中华》报指导特定而具体的工作。在项英引导下，初期、中期的《红色中华》把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一个纸上工作平台。
搜集阅读报刊，分析研判形势肖平权、曹秀英回忆：“不论环境好坏，项英同志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搞报纸，有些是通过国民党政府的乡长、保长弄来的，有的通过商人买来的，有的打土豪时没收的，有基本群众搞来的。报纸到手以后，他就聚精会神、埋头细看，有时我们叫他吃饭，他说看完这张报纸再吃，有时一边看报，一边抽烟，香烟烧痛了手指头才把烟头丢掉。我们问他，国民党政府办的报纸，经常诬蔑红军游击队，为什么还去看它，他说国民党的报纸造谣我们党和红军游击队，但从中也可以了解情况，分析动向。国民党报纸吹嘘他们在什么地方消灭了我们多少游击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有游击队在活动，等于给我们通风报信。不看报，就不晓得全国的形势，不了解形势就不能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斗争。他看过的报纸舍不得丢掉，一张一张叠好，整整齐齐放在他的床边，转移地方时，他总是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把报纸丢掉。”刘建华回忆：项英还想尽一切办法买了许多香港报纸和省内报纸来看。
警卫员李德和回忆，每搞到一张报纸，项英总是一字不漏地看。有时弄不到报纸，就对赣粤边军政委员会委员刘符节说，要想法子搞到，就是花点钱也要买来。而丁上淮回忆：“我们跟随项英、陈毅到达油山后，学习材料少得可怜，只能看看从苏区带来的几张《红色中华》报”，“那几张《红色中华》报被翻破了，还舍不得丢掉。记得 1935 年秋我们在北山活动时，项英同志捡到一小片报纸，那是事务长外出买东西包回来的国民党的旧报纸。他看着看着，便大笑着叫我们去看，他说：‘你们来看，我真的长着三头六臂呐！’我们走拢一看，那破旧报纸上登着一条‘消息’：‘匪首’项英在江西 XX 山上被抓获，现已关押在监狱里……我们看了，对国民党的造谣感到十分气愤。项英却大笑不止，还摸摸脑袋，幽默地说：‘莫非山上这个项英是假的？’”在新四军时期，项英仍然重视书报。当上海慰劳团代表询问新四军需要上海人民怎样帮助时，项英答道：“在我们这里，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医疗，一方面我们还要给民众看病，所以医药是特别需要的。精神食粮最缺少的是报纸。”
对于报刊杂志上的资讯信息，也是要反复阅读进行思考的，经过分析处理之后，将有用的留下来，无用的丢弃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项英到延安后报告党中央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使我们最幸运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在这时机中，利用同情者替我们买一些新文化的书籍。真巧的事，替我们买书的人将他买的一本《新学识》给我们看。而且更巧遇的，中有诸青来的一篇关于各党派的论文，说到毛泽东已代表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了，引证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七日会议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三个小段”。“这三个政治的材料，真是宝贝一样的东西，我们看了如获至宝，那时欢喜的状态真是不可言喻形容。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为慎重起见，由我个人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转变。”就是从这“三个小段”，共376字中，项英敏锐地发现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分析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党目前的重要政策。
掌握革命理论，指导工作司马迁说，“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读书而不能运用，则所读之书等于废纸。读书不难，难在其用。写作是比读更艰苦，更是真正有效的阅读，是既“得于心”，又“应于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项英深入理论思考阶段，他联系工作实际，读出了自己，读出了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从自己体会字里行间，知其意，又懂其弦外音，味外味，再进一步，把掌握的精神实质，转化为通俗的语言文字宣传出来，不仅巩固、加深自己的理解，也起到了传播作用。
1935年11月的华北事变发生后，项英在国民党的报上找到一些线索，以作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了“抗日救华北”的主张。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项英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等口号。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又写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阐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主张释放蒋介石。1937年7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实质，号召广大民众联合抗战，反对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接着又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转变，努力使自已、中央分局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言行，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走上抗日道路。项英还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印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问答》，回答了什么叫做统一战线，为什么建立以及怎样建立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等，此外还有时事教材；在军事教材中写了《步哨守则》《战士必读》等政治教材；在出现了叛徒、变节分子的时候，他们就写了《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他们还编写了文化、识字课本。项英对身边的警卫员学习很关心，也抓得很紧。对其中个别不识字、不会写字的，就手把手地教，经常给他们布置学习任务，有时还抽查和考试他们的学习情况。项英注重宣传的通俗化，每次写东西，总要先念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听得懂，就拿去刻印，听不懂就修改，直到听懂为止。
项英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总结自已运用理论指导工作的经验时说：失掉中央的领导，陷于孤立斗争的环境，保障党的领导正确，以我们的经验，必须依靠以下几个条件：（一）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加强对于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正确性，来保证党的方针正确。这一方面我们曾进行过学习理论的运动，我们曾带有少数的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际纲领》《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政治常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等。（二）要用尽一切方法取得报纸看，能够了解全国形势，不致弄成狭隘的局部的观念，并在干部中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
他在新四军中提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吸收许多科学的成果和革命的经验、汇合许多知识和经验而成的，我们为何不到处学习、到处虚心、到处求进步呢？要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教育，要提高干部的质量。”读书使项英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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