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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对安徽“饿病逃荒死”问题的反思
  
来源:      作者:文/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课题组      发布日期:2014-11-14      浏览量:621
    曾希圣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高级领导干部。正如李先念所评述的:“无论是在武装斗争中,还是在经济建设中——他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勇于开拓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闯,百折不挠,勇于直前,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开新的局面”。正是因为他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激情、秉性和韧劲,使他在“大跃进”年代表现得特别激进、超前,头脑逐步发热,什么事都想在全国争上游,都想尽快打造出一片新天地。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他立即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安徽落后面貌”的口号,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划、设想,明明许多计划和举措严重脱离实际,却硬是要加紧推动实施。原本希望更快一些让安徽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当时全国都处在“左”的灾难之中,安徽也陷入惨重的挫折之中。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又称“三年困难时期”)是这一惨重挫折的集中表现。安徽三年大饥荒是个什么景象呢?《当代安徽简史》有如下叙述:
    “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是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特征, 而粮食危机的征兆,起自1958年。这年底,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176.9亿斤,比1957年减少28.1亿斤,比1952年还低1.4亿斤。1959年,粮食产量降到140.2亿斤,征购70亿斤,占50%。1960年又降为134.8亿斤,征购48亿斤,占35.8%。”众所周知,这是由浮夸风引起的高估产、高征购的恶果。
    “由于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供应不足。1958年底至1959年初,伴随严冬的降临,首先是农村人口吃饭发生困难,农村劳动力开始外流,个别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1960年,粮荒蔓延,农村每人平均口粮不足200斤,全省城乡有2900万人口处于饥饿线上。‘饿、病、逃、荒、死’现象十分严重。1959年,全省人口出现低出生率、高死亡率的情况。当年,全省总人口为3426万人,出生率19.8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17‰,自然增长人口仅108158人,为解放以来最低年份。1960年,全省人口出生率11.35‰,死亡率上升,达到68.58‰,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负增长,为-57.23‰,全省总人口呈负增长态势。净减少的人口中,包括当年正常死亡人数,一部分迁移外省人口,少数漏报,其余大部分是由于饥病而死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最多的年份。1961年,虽然全省总人口持续减少,但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降低,人口死亡率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全省总人口急剧下降的趋势得到扼制。”
    又据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人口变动数字是:1949年安徽全省人口为27865411人,到1955年增长到32013924人,当年人口增长率为1.66%;1956年为32426258人,增长率为1.29%;1957年为33370244人,增长率为2.91%;1958年为33941565人,增长率为1.71%;1959年为34265037人,增长率为0.95%;1960年为30425058人,负增长率为11.21%;1961年为29876855人,负增长率为1.81%;1962年为31335852人,增长率为4.88%;1963年为32322682人,增长率为3.15%。这个数字同矦永主编的《当代安徽简史》记述基本是一致的。
    毛泽东于 1960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的《十年总结》中指出,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要经过反复,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毛泽东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戍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毛泽东这段话是对建国10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没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所讲的。其主要针对性是指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指引下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性质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由于缺乏经验,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等好传统、好作风,因而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安徽在“大跃进”、公社化中遭受严惩的挫折,给人民造成了惨痛的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这既是曾希圣和安徽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所造成的,又是同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分不开的。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局面,曾希圣有一个逐步认识、觉悟和反思的过程。1958年11月他参加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回来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着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头脑又随着“发热”,继续贯彻“左”的一套,导致实际工作中各类问题丛生。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左”的祸害,却认为是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于是,他在1960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一文。强调各级干部一要有老实态度,二要加强调查研究,三要有科学分析的思考,四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这些正面提示在当时有着鲜明的针对性,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看作是他对“左”祸的最早反思。这篇文章当时曾被外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转载,足见影响很大。不过,曾希圣此时“左”的思想仍然很明显。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四要”之后,似乎很怕影响“大跃进”的干劲,否定“大跃进”的成就,紧接着就提出要“注意克服以下一些片面的看法和错误的态度”,如有些人认为“要实事求是,就不能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就不能敢想敢干”、“借口实事求是来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等等。不过,有初步反思比完全没有反思好,说明曾希圣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开始在起变化。
    1960年10月5日,曾希圣又在《安徽日报》发表了题为《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作风》长文。这时,全省经济社会的严峻局面进一步加剧。曾希圣为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并要求能够在建国第二个十年内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特作此文。曾希圣对“左”的问题虽然没有作出进一步反思,但毕竟认识到了当时局面的严峻性,并为扭转困局而努力,这也说明他的思想深处继续在起较大的变化。
    1960年秋后,中央决定曾希圣同时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第一书记,但把工作重心放在山东。这时,安徽已处于极度困难状态。1961年1月省委常委郑锐和张作荫(时任副省长)赶赴济南,向曾希圣汇报了在蚌埠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情况,并反映了安徽各地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曾希圣听后心情十分沉痛,他当即要求安徽省委继续采取紧急措施全力做好救灾工作,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据郑锐回忆:我们专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逐县排队,抽多补少,凡是人均口粮不足半斤的县,调入粮食,超过的县则调出。我们按低标准、瓜菜代计算,每人每天只要有半斤粮,由农民自己起伙,就不会再饿死人。我们调动各种交通工具昼夜调粮,就像过去支援大军过江一样,甚至比那时还要紧张。此后,就没有再发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他在安排做好各项救急工作的同时,继续深入探寻农村灾难的症结所在,现行农村生产管理上的种种问题,思考怎样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这说明曾希圣对当时安徽的严峻局面不但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且进一步开始对造成严峻局面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反思,而且下决心采取实际行动和措施进行“左”。
进一步较为系统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是在岳西石关会议上。1961年2月开始的“责任田”试点和执行,是以实际行动纠“左”,石关会议上总结的经验教训,则已上升到在思想清理“左”的表现和危害,从思想上拨乱反正。1961年6月25日至7月19日,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1958年以来安徽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左”整风,同是总结试行“责任田”的经验。曾希圣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代表省委再次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结了安徽近年来的经验教训。他说:“这两年的错误各有各的账”,“我们这次会议着重是要谈省委的这本账,省委中间,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我这本账希望大家多批评,多提意见。”曾希圣认为,工作上的错误,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一、把农村中存在的‘左’估计为右,在反右中错误斗了一些好人。”“二、把减产当成了增产,粮食安排不落实。” “三、‘大办’搞得过多,影响了农业生产。”“四、工效要求过高,劳逸结合不好。”“五、对有些严重问题没有根据个别事例进行全面检查”。
接着,曾希圣结合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具体总结了14条经验教训:
    “第一,不要单纯怕落后,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1958年我们提出了‘苦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这显然是没有从长远考虑,而只是怕落后的一种表现。结果工业、学校特别是水利搞得过多,影响了当前农业生产。”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单纯怕落后是不行的,落后并不可怕,怕的是单凭主观愿望办事,因怕落后而蛮干。这种蛮干必然会使工作遭到损失。”
    “第二,不要盲目赶风头,要善于辨别方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这几年,对于来自‘左’的方面的歪风,有的也糊里糊涂跟着干了,像1958年的水稻高产卫星我们也搞了,当时听到消息,感觉很舒服;钢铁卫星也放过两次。”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盲目赶风头,而要像主席教导的那样:‘一切经过分析’,‘一切经过试验’。特别是对于重大的问题,刚刚出现的东西,更要谨慎从事。”
“第三,不要急于求成,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前进。”“这几年,在很多事情上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如在治水问题上希望解决涝旱灾害,曾提出三年实现淮北水网化;在工具改革上希望提高劳动效率,曾提出一年实现全省工具改良化。”“这些都超过了实际可能,有的曾助长了下面的命令风。”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考虑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不能只看需要,不问是否可能。‘可能’又包括许多方面,如物质条件,干部条件,技术条件,群众力量等等,都要全面考虑。”
    “第四,不要片面强调发展工业,要首先抓好农业,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正确处理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从58年佛子岭会议以后,就我个人来说,由于主观认为农业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放松了抓农业,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工业上面。”“使农业受到了很大影响,出现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按照农轻重的次序、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正确处理各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五,不要片面追求任务而不顾政策,要把任务和政策很好地统一起来。”“例如在粮食收购方面,这两年由于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任务定得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购了不少过头粮,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高指标和高任务必然违背党的政策,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把任务定得适当。”
    “第六,不要对成绩估计过高,对缺点估计不足,要具体分析,掌握分寸,才不会发生重大偏差。”“由于这些估计的错误,结果把59年的减产局面估计为增产,使干部盲目乐观,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只讲成绩,不讲缺点,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作为框框来掩盖缺点和错误,致使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对成绩和缺点,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正确估计。如果对成绩估计高了,就会产生盲目乐观的害处;如果对缺点估计低了,就会产生麻痹大意的毛病。从我们领导角度来说,对成绩宁可估低一些,对缺点宁可估高一点,以便在工作中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争取,这样不但没有害处,相反能提高警惕,取得主动。”
    “第七,不要护短,要如实反映情况。”“关于护短问题,在省委同志中来说,的确是存在的,比如在写报告的时候,总想把成绩多写一点,缺点少说一点;内部参考材料,对好的东西写得多,对有毛病的问题写的少”。“我和有些同志谈话,一发现问题就要追根问底。当然追根问底是必要的,但是我的态度不和蔼,人家答不出来,往往就挨了批评。”
    “这里的教训告诉我们:为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实反映情况,并把它作为一项纪律来遵守和执行。”“从各级领导同志来说,必须注意鼓励人家反映情况,要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平心静气的加以分析研究,即使错了,也不要多加指责,使人家敢于讲话。”
    “第八,对群众不能有恩赐观点,对群众的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这几年工作中,我们主观上的确是想给群众办好事,可是,有些事情并没有办好,甚至办坏了。”“如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不仅群众没有得到利益,而且助长了平均主义;有些事情根本没有考虑群众的利益,而是胡干,如大兵团作战、男女分居(面不大)就是如此。”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要彻底消除恩赐观点,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事事向群众学习,事事依靠群众,把加强领导和由群众当家作主很好结合起来。”
    “第九,不要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要踏踏实实,讲究实效。”“58年大办钢铁时,我们曾搞了一个短时期的坩埚、桃形炉炼铁,数十万人上阵,形式上相当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后来我们当机立断,停止了这种做法,改搞小洋群,结果效果很好。”“在农村中,有些地方搞什么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红旗插满田头,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只要认真检查一下,便可发现其实际效果是不好的。”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不图虚名,讲究实效。”
    “第十,不能忽视农民问题,要经常研究农民问题,不断加强工农联盟。”“我们这两年由于片面的强调搞工业,由于错误的认为农业基本上过了关,农民生活不错,因而严重地忽视了农民问题。”“结果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我们这两年所吃的苦头,也是从忽略农民问题而造成的。”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农民问题。只有在消灭了工农差别的时候,才不再存在这个问题;在没有消灭工农差别之前,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忽视。”
    “第十一,不要被框框所限制,遇事要搞深搞透。”“新的问题很多,大家都缺少经验,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对各种新问题进行深刻研究,不要为框框所限制。但以往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有个框框。如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思想上是早有怀疑的,但总跳不出那个框框。”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定不能有框框。当发现问题以后,就要寻根究底,搞深搞透,实事求是地摸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十二,不要乱戴帽子,要充分发扬党内和党外的民主。” “帽子有各种不同的帽子,只是不能乱戴。”“问题是在这次运动中把斗争面搞得宽了一点,有的错误不大不应戴帽子,也给戴上了帽子;还有的根本是好人,但挨了斗争,或者戴上了帽子。”“下面还有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乱开辩论会,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乱给别人戴上反党、右倾等帽子,这就使党内外的民主空气受到了很大损失。”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和深刻领会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按照主席指示的原则来解决党内外的问题。”
    “第十三,不能混淆事物的界限,要提高理论水平,把不同问题的界限划清楚。”“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所出的毛病,很多是由于对干部教育不够,把问题的界限没有划清而产生的。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最大的,我看有以下几个问题:1.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混淆不清。2.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混淆不清。他们不懂得在大集体下必需要有小自由,在集体所有制下还需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不懂得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3.有些人对正确和错误的界限混淆不清。他们把讲老实话的人当成右倾,把踏实苦干的人说成是保守,把反对高指标的人说成是甘居中游,把重视客观条件的人说成是‘条件论者’,把抵制一平二调说成是本位主义。”“他们还宣扬‘左’比右好,说什么‘左’是工作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由于这几个重大问题的界限没有很好划清,或者划错了,结果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分析能力,以便能够划清各种事物的界限,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第十四,不要对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不求甚解,要全面地深刻地领会其精神,要真正学懂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这两年的工作所以没有做好,原因是我们对主席和中央的指示领会不深,一知半解,片面性很大;有些虽然领会了,但对干部没有进行足够教育,所以在具体执行中央的方针、指示中,就不能不出毛病。虽然中央替我们挑了担子,但这些错误应当由我们自己负责,安徽工作中出的问题,首先应该由省委负责,在省委中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们要主动地挑起自己应挑的担子,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推卸责任。”
    “大跃进以来,主席再三指出:要冷热结合,要把敢想敢作和科学分析相结合;还说:你们争上游,我要争下游,这就是提醒我们办事要看客观可能,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可是我们领会不够,在许多事情上犯了头脑发热的毛病。郑州会议以来,主席反复强调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承认差别、按劳分配,并且三令五申要克服一平二调,要坚决退赔,不能剥夺农民。可是我们在认识上总是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刮起了共产风,造成了极坏的后果。”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今后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必须加强学习,认真领会;必须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真正弄懂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只要做到了这一步,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就将无敌于天下。”
    曾希圣在石关会议上对安徽几年来缺点错误的分析和对经验教训的14条总结,看来还是比较深刻的,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平。在当时全党还没有从“左”倾错误中觉醒和纠正过来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对进一步端正农村工作,乃至全省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曾希圣在会上带头作自我检查,主动承担几年来工作失误的责任,认真进行反思,为全省各级干部总结缺点错误作出了榜样。石关会议结束后,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写了关于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希圣同志在结合省委的检查中对自己进行了严肃批评。尽管大家认为前冬去春农村发生问题的时候,希圣同志因病在外休养,不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是希圣同志认为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自己带头不好,应负主要责任。”石关会议之后,地、市、县党委及时进行了传达贯彻,各方面的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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