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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在建国初期对安徽建设的贡献
  
来源:      作者:陈加胜陈宏      发布日期:2014-11-14      浏览量:762
    曾希圣同志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红军时期就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他是1940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的,参加了军部反扫荡战斗,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1949年2月15日,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决定成立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并报中央备案。宋任穷为书记、省长,随刘、邓大军南下的二野副参谋长曾希圣为省军区司令员。4月3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皖北、皖南行政区。4月6日中共皖北区委成立,曾希圣任书记。195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安徽省委,曾希圣任书记。8月7日成立安徽省政府,曾希圣任主席。因限于篇幅,这里仅谈谈他在解放初期对安徽的工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所作的贡献。
    一、农业改造与兴修水利
    (一)领导策划治淮工作。
    以曾希圣为书记的中共皖北区委成立时,解放军百万大军正陈兵江北,准备渡江。当时皖北区委首要任务是支援大军渡江作战,“其支援任务的艰巨,超过于淮海战役”。同时要领导皖北人民生产救灾。国民党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皖北地区的淮河干支流长久失修,处在“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状况。
    1949年6月曾希圣在一份报告中写着:“皖北有1800万人口,4000多万亩耕地”、“1949年春,灾民270余万,断炊之虑者50余万”、“我们要高度重视1800万人民的生活和200余万灾民救死求生工作”。中共皖北区委制定了“生产不荒地,救灾不死人”的方针。发动全民节约救灾、互帮互助,通过发动灾民挑野菜、挖葛根、捕鱼和政府不宽余的救济共渡难关。同时发动全民抢修圩堤、疏河开渠,抗衡水灾。可入秋时老黄河决口,新修堤坝未固,造成堤圩溃决,皖北又再次受灾。8月1日曾希圣致电华东局并中央:“此次又被淹3100万亩田,占全区二分之一强,其中完全无收的有2200万亩。不少是全村沉没,淹死489人,受灾人口990多万,无吃无住需迅速转移他地的灾民109万人”,毛泽东阅此电报后,决定“要根治淮河。”11月6日在安徽蚌埠成立了以曾山、曾希圣为正副主任的治淮委员会,不久改为曾希圣任主任。此后,曾希圣以主要精力领导治淮工作,他亲自策划了几项大型治淮工程。
    一是淮河中游干支流分流工程。这个工程是淮河中游五河县以下干流、支流河道分流工程,又称内外水分流工程。从1950年秋冬开始施工,到1954年6月完工,正式放水。前后动员民工达60余万人,共完成6000万立方土和6万立方石子的任务。内外水分流工程完成后,内外水位平均降低2米左右。淮河大水年份,内外水位差更大,避免了淮河洪水的倒灌。这样就使淮河平原能够有200万亩农田可直接受益、1000万亩农田间接受益。该工程被称为治淮中的一个杰作。
二是佛子岭水库工程。曾希圣率领治淮委在霍山县境内的淠河上游新建一座佛子岭水库,1951年10月10日成立了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由水利专家、治淮委工程部部长汪胡桢任指挥,汪胡桢拿出关于《治淮方略》,在曾希圣支持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
    佛子岭水库的主体工程是一座全长510米、高74.4米的混凝土连拱坝,中央长413.5米的一大段为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内由21个拱圈和20个垛墙组成,在东西两端为混凝土重力坝,东端长30.1米,西端长66.4米。除拦河坝外,水库工程还在拱里设有水电站,在东岸山口里设有坝外溢洪道。工程量计为导流土石工程226万立方米(围堰、引河、洼基等),坝基灌浆孔总长16万米,混凝土19.4万立方米。参加工程的干部最多时达1380人,技工1.05万人,民工8000人。水库建成后,控制流域面积1840平方公里,库容4.96亿立方米,对于控制山区洪水,削减洪峰流量,可发挥很大作用。而且可以发电和供下游灌溉、通航、生活用水,是个综合利用的工程。
    继佛子岭水库之后,曾希圣领导治淮委又先后指导修建了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磨子潭水库。佛子岭等4座山谷水库总库容为57.41亿立方米,其中响洪甸水库总库容26.31亿立方米,梅山水库总库容22.75亿立方米,是淮河流域两座最大的水库。这些水库的修建,对于拦蓄山区洪水、减轻淮河洪水压力起了很大作用,并兼有发电和为城市供水的功效。
    三是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个将淠河、史河、杭埠河等三条河流统一利用、综合开发的工程,它集灌溉、防洪、发电、航运、水产、城市供水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一个十分宏伟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需要完成总干渠2条,干渠13条,分干渠和支渠538条,分支渠和农渠8000余条,全长4.7万多公里。总干渠、干渠上超过10米的深切岭有96处,高填方有48处。大、小渠系上面还需建造各类建筑物2万多座,其中分干渠以上的进水闸、冲水闸、倒虹吸等建筑物4000多座。修筑大型渡槽10多座,规模最大的将军岭渡槽,全长900多米,沟通江淮水系,可通行20多吨位船只。另外还需兴修中型水库23座,小型水库1100多座,机电站433座。这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水利工程,比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要宏伟得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建筑模型现收藏在世界博物馆内,让全世界观众观赏。
    (二)抓农业生产增收。
    在农业生产方面,曾希圣通过调研,提出“防洪保堤、治涝保收和‘三改’三种办法”,指出在受灾严重的沿淮地区,尽量避开水灾严重的“七八九”三个月,利用气候相对平稳的“四五六”三个月,通过“改种”,力争夏季收成达到全年的70%。因此曾希圣提出,一要推广马铃薯、山芋等高产作物;二要在沿淮低洼地区改种水稻,且能将地面上的水蓄进稻田里;三要将高粱的点种改为育苗移植。他还将这些写成文章在《安徽日报》上发表,随即又发表很多文章,结合会议和下发文件,指导和推动全省的“三改”。
    到1955年,安徽农业“三改”取得巨大成绩,这一年全省夏秋实产粮食共1152.9万吨,超过国家下达计划894.5万吨的28.88%,比历史上最高产量的1953年还增产244.5万吨,其中夏收作物面积比上年扩大644.45万亩,增产35万吨。一在沿淮地区推行旱地改种水稻48.2万亩,比上年扩大9.6倍,比种旱粮增产6万吨。二在沿江江南推广双季稻248万亩,比上年扩大6.5倍,均获丰收。安庆、芜湖专区的一些地方中稻因缺水未能及时栽插以致歉收,而双季稻却避开了“夹秋旱”,获得了丰收。桐城县当年种植4.5万亩双季稻全面增产。许多农民由此看到了种植双季稻的优越性,为往后大面积种植双季稻打下了思想基础,广大农民从实践中也学到了种植技术。
    (三)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早在土地改革结束不久,曾希圣就提出小农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1951年1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曾希圣就狠抓了各种互助组织的发展,到1952年10月底,全省参加临时性、季节性和常年性互助组的农民多达1450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50%左右。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全省还试办了56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3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曾希圣据此由省委出台了分两步走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五年计划”,第一步(1953-1954年),以巩固和提高互助组为重点,完成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同时由县、区两级积极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为推行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第二步(1955-1957年),在试办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全面实现互助合作化。曾希圣特别强调,在由互助组转为农业社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稳步发展,避免一哄而起。到1955年夏,全省初级农业社发展到4.7万个,同时试办高级农业社4个,加入农业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15%。这一时期所试办的农业社,绝大多数都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达到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大批“小脚女人”式的“右倾”思想,要求迅速掀起合作化高潮。曾希圣据此改变了原来的部署,大大加快了合作化的进程。到1956年底,全省办高级社1280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0.7%;另外,还有占农户15.2%的初级社,总计95.9%的农户都入了社。至此,安徽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四)抓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
    1957年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7—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曾希圣在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回到安徽。10月中旬,他首先到阜阳、蚌埠专区检查抗旱种麦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指导工作。回到合肥后,曾希圣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精神。会议还决定将在职干部下乡帮助农业社生产作为一项制度,每逢农忙季节,每个干部都要下乡生产劳动五天。
    曾希圣提出:淮北提高产量的关键是解决水利问题。他说,过去省委提出的“开沟打圩、改种水稻”等治淮办法,还是可用的。但现在又发现了淮北有大量地下水可利用,所以淮北地区今年兴修水利的工作,将着重在挖深塘,开水沟,打圩,修闸(在主要河流上),打井(在坡地)等方面,把地上水和地下水都利用起来。他说,根据各地情况看来,今冬明春淮北地区将可做到四亿土方,比1955年冬和1956年春的工程还要高过一倍。水利只要这样做下去,十年可做到四十亿土方,淮北将有相当一部分耕地可种水稻,淮北面貌即可发生根本变化。
    曾希圣认为,淮北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肥料问题。淮北过去因为灾害多,生产不可靠,所以群众没有积肥习惯,到处都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很好的人畜粪都被日晒雨淋流失了。解放以来,安徽党政领导曾一再号召各地修建厕所和牲畜圈,到现在虽然在村旁道旁已经修建了不少,但还没有普遍修起来,而且修的厕所也不合乎标准,粪便在厕所里的地上,还是被日晒雨淋,又缺少粪窖,粪便不能贮藏,仍然流失很多。他提出的办法是,在农业社内成立肥料基建组(或队),专门负责帮助每家修建厕所、粪坑、猪羊圈等。基建组的工分由农业社记,材料由公积金出,不增加社员的负担。另外还找了窑师研究了如何做粪缸的式样,从今冬起要大量烧制粪缸供应群众。据估计,单是人的粪尿每人一年能积1000斤,就可解决二亩地一年种一季庄稼的需要。另一个积肥办法,就是大量养猪和种绿肥。
    11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保证农村70%以上的劳力投入冬修任务。安徽省委重新制定了农田水利规划,要求全省今冬明春保证完成八亿十万方的水利工程。这个规模超过了合作化后两个冬春(1955年冬到1957年春)兴修水利工程量的总和。《安徽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组织千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为完成八亿方的兴修水利任务而奋斗!》。
    11月中旬后,兴修水利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11月13日,全省参加兴修的人数为161万人,到11月18日,参加兴修的人数就增加到498万多人。曾希圣密切关注并亲自指导兴修水利运动。为提高效率,他和安徽省委提议由省农具机械研究所和省水利厅联合试制运土工具。在先后两次试验中,曾希圣亲自到现场指导和参加操作,帮助研究和提出改进意见。11月24日,辘轳单轨滑车、脚踏双轨滑车等四种运土工具试制成功,运土效率比人力抬土提高50%。《安徽日报》从11月下旬起每天公布各地的上工人数和兴修水利进度。到12月6日,兴修水利的人数达到1051万多人,完成土石方三亿一千多万公方。
    在兴修水利的热潮中,到1958年1月23日,各地上报第二个八亿方的任务又超额完成,全省共做土石方达到十六亿一千八百多万方。《人民日报》2月3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再次表扬了安徽:“安徽省去冬今春已完成水利工程十六亿土方(过去八年中只修了十四亿多土方),这就是跃进。这种革命式的跃进,体现出革命的规模和革命的速度,是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必需的。”
    1月28日,安徽省委举行扩大会议,针对当前兴修水利运动的发展情况,对今春兴修水利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再加八亿土方,连同已经完成的土方,累计完成二十四亿土方的任务。2月6日,《安徽日报》发表评论《八亿、八亿、再八亿!》,号召全省人民坚定不移,再接再厉,把这一个胜仗打到底,完成二十四亿土方的任务。2月24日,第三个八亿方的任务又提前完成,全省累计完成土石方二十四亿三千万方。兴修水利的高潮仍在持续。当时广大农民的干劲确实很大,但是在所谓三个八亿土方的口号下,已开始出现了浮夸风。
    总的来看,1958-1961年“大跃进”期间,为了大力发展农业,安徽兴起全党、全民大办水利的高潮,是空前的。安徽水利出现了一个大干快上、遍地开花、高速发展的局面。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淮北河网化、临淮岗水库、蚌埠闸、淠史杭灌区、陈村水电站、毛尖山水电站、花凉亭水电站、巢湖闸、裕溪口闸、泥湾水电站等由省直管的10大工程相继上马。不久,白莲崖水库也接着动工兴建。接着,黄栗树、沙河集、撮镇、炉桥、门台子等49项由专区、市和县管理的大中型水库、排灌站等建设也全面铺开。全省人民急切通过大兴水利、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心情和热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经过历史的检验,以灌溉为主的淠史杭综合利用工程最为成功。灌溉范围分布在安徽省江淮之间3个地、市11个县,以及河南省固始县。设计灌溉面积1200万亩(其中河南省近百万亩),兼有发电、航运、供水、水产养殖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当时的规模位居全国大型灌区第l位。1958-1961年“大跃进”年代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皖西人民在生活十分困苦,建筑物资器材非常缺乏的条件下,积极创造条件,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自制炸药和采用代用材料,仍然继续坚持施工。施工高潮时期,工人、解放军指战员、高等院校师生、机关干部纷纷支援,上工人数最多时达80万人。曾希圣最关心这个工程,经常亲自前往现场具体指导,并带夫人、孩子来工地参加劳动。目前工程设计效益已圆满实现。前来参观考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誉淠史杭灌区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其他各大、中、小水利工程,经过后来的不断整修、续建、扩建,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跃进”期间的大兴水利,使安徽山河再造,已为历史所证明。
    当然,无可否认,当时由于受极左思想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也出现许多问题。例如一些地方违背自然规律,缺少科学规划,急于求成,工程摊子铺得过大,许多工程仓促上马,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工程质量差,留下很多后遗症。有的工程因财力、物力不济,半途而废,长期不能发挥作用。有的工程,如白莲崖水库一直停建。
    淮北的“河网化”,是当时在“以蓄为主”的治水指导思想下提出的,企图建成以大规模推广水稻种植和通航为目的而实施的大型水利工程。实践证明,淮北地区治水“以蓄为主”的指导思想,偏离了平原地区治水的原则方针,违反了自然规律。在淮北平原坡水区开挖纵横交错、相互沟通的河网,打乱了原有水系。在新老河道上节节建闸蓄水,造成了上下游河道排水矛盾和水利纠纷。曾希圣听取下面反映后,决定于1961年停止实施“河网化”工程。后来,淮北各县对“河网化”工程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改造,多数工程逐渐改造成按排水系统既能排又能蓄、以排为主、结合蓄水引水灌溉的工程。它的效益逐渐发挥出来。
    二、工业的恢复、改造与发展
    建国初期,安徽近代工业非常落后,基础薄弱,发展极其缓慢。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20.6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只有3.4亿元,仅占16.4%。全省除少数几家稍有规模的工矿企业外,大多为手工工场,仅有职工2.2万人,固定资产不足1亿元。为改变“一穷二白”的安徽工业基础,曾希圣主要从三方面入手:
    (一)抓原有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在抓淮南煤矿、淮南电厂、铜官山铜矿等工业的同时,他还指导兴建了皖北铁工厂、皖北机械总厂,改建和扩建了蔡家岗煤矿机械厂和芜湖铁工厂(1954年改名为芜湖造船厂)。1952年6月,将安庆铁工厂和皖北军区铁工厂合并建成的安徽机械厂,次年改名为合肥矿山机器厂。到1952年,安徽的工业总产值达到6.5亿元,比1949年增长86.9%。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增长。生产技术也有了进步,能够制造挖泥船、矿山空压机、车床、抽水机、榨油机、麻纺机、制茶机等机器产品。
    曾希圣的指导思想是“抓农促工,抓工促农”。他说:“光抓农业不行啊,不抓工业,农业上不去,基础不稳固!”1958年2月15日,曾希圣在全省计划、工业、手工业、财政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一,要有为发展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思想,不是为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我们生产的大部分东西一定要卖给农民,你要农民来买,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的销路才能扩大,工业才能发展,不然就卖不出去。农业不发展,工业成本就不能降低。”他举例说:“中国的丝绸,在中国算是好的,但和日本比,我们差的远,原因是人家成本低,日本桑树每亩产叶子8000斤,我们只产2000-3000斤,少于它二倍。假使人家产丝100斤,我们产丝50斤,价格就比人家贵。只有桑树产叶多,蚕丝价才能降低。所以说,要降低工业成本,也要依靠农业的发展。”
    曾希圣在考虑安徽工业结构和布局时,首先强调抓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蚌埠面粉厂、合肥碾米厂、芜湖纺织厂、合肥纺织厂等,陆续兴建发展起来。其次,抓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他特别重视农机具的研制、生产和推广,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厂,省里相继建立了农机一、二、三厂,八一拖拉机厂,蚌埠拖拉机附件厂、水利机械厂。地、市、县和有条件的人民公社,以后也办起了农机厂或农机修配厂,初步形成了全省农业机械生产、修理网络。
    曾希圣把机械工业称为“工业之母”,有些干部不明白“工业之母”,他解释说:“发展机械必须有车床,车床是机械工业之母。要办工业必须把机械工业抓上去,不抓上去不行,哪一个工厂都要机械设备,装备差是不行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安徽机械工业发展较快。1953年9月25日,芜湖铁工厂试制抓斗式挖泥船成功并举行了下水典礼。1954年新建了合肥农具厂和省农业机械供应修理所。1956年全省组织生产双轮双铧犁,年生产近10万台,基本满足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获得华东地区一等奖。
    为发挥安徽的资源优势,曾希圣狠抓了基础工业。一是扩建淮南煤矿。新建了谢家集一矿、二矿、三矿和李一矿、李二矿等大型矿井。到1957年,全省原煤产量达到504.25万吨。二是扩建铜官山铜矿。1953年5月,铜官山第一冶炼厂建成投产,当年生产粗铜1195吨。“一五”末期,铜官山铜矿获得“投资少、收效快、贡献大”的好成绩。1957年首次突破“双万吨”(生产铜料1.02万吨,粗铜1.02万吨),占全国铜产量的47.5%,成为全国第二大铜工业基地。三是改建马鞍山铁厂。1953年12月,该厂6座71立方米高炉全部建成投产,成为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炼铁厂。四在电力工业方面。佛子岭、梅山、响洪甸三大水电站先后建成,结束了安徽没有水电的历史。淮南电厂经过扩建,1956年4月,国产第一台6000千瓦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中国电站设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五在电子工业方面。1953年建立了安徽第一家电子工业企业——合肥无线电厂,1957年7月试制出三台电子管收音机样机,被命名为“黄山牌”。
从1953年到1957年,安徽基本建设总投资13.1亿元,重点用于工业建设,新建、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在此期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由29.72亿元(按1950年不变价)增加到43.19亿元,增长42.2%;其中工业总产值由7.34亿元增加到15.01亿元,增长1.1倍,年平均增长近16.8%。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安徽工业的框架,为后来安徽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21日,曾希圣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要求积极稳步地进行“三大改造”,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外,还抓了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一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全省手工业者共有5万多户,其中16人以上的手工业大作坊仅62户。手工业者大多数独立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1953年底,曾希圣提出省、地两级成立手工业管理局,县成立手工业管理科,加快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对手工业的改造,曾希圣强调按照自愿结合、入股分红、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负盈亏、按劳分配的原则行事,并明确为集体性质。因而进展比较顺利,生产发展较快。1957年全省手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1%,达到2.44亿元。手工业的改造,为全省集体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手工合作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轻工系统的骨干企业。如合肥洗衣机厂,是安徽最大的轻工集体企业,前身是1954年由17名铜匠和失业工人组成的五金翻砂合作小组;省内重点皮革企业安庆皮革总厂,前身则是1955年组成的一个皮革生产小组;年产晴雨伞30万把的安庆伞厂,年利税总额百万元以上的合肥锅炉厂及芜湖红光针织厂等,都是在那时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1956年2月,全省召开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宣布全省手工业已基本实现合作化,并成立了安徽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改造是从1954年正式开始的,改造的基本形式是公私合营。1954年1月,安庆胡玉美酱园在全省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对尚未具备合营条件的企业,则继续实行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创造向公私合营发展的条件。当时,全省计有私营工业7万户,其中10个工人以上的仅377户。1954年底,公私合营企业达28户。这些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生产潜力迅速得到发挥,不仅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成本降低,利润增大。芜湖远水电厂,原来年年亏本,公私合营后,迅速扭亏为盈,销售量猛增77.2%;芜湖华侨皮鞋店,原来困难很多,公私合营后,很快向苏联出口皮鞋,后来成为安徽最大的皮鞋专业生产厂和重点出口创汇企业。这些,都发挥了很好的典型示范和影响带动作用。
    1955年底开始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曾希圣主持召开全省镇以上党政负责人会议,讨论制定了全省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要求在1956年以前基本完成。在2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一部分较大行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一部分小摊贩实行合作化;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基本上采取合作化形式,按行业组织商店式合作小组。到1956年第一季度,安徽全省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三)积极争取上海企业内迁。
    曾希圣在抓省内工业发展的同时,关注和重视对外地的装备和技术力量的引进。解放初期,沿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70%以上。为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变内地工业极为落后的状况,国家动员沿海部分工业企业内迁。曾希圣抓住这个机遇,从上海向合肥、芜湖、蚌埠和安庆等地迁来一批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1952年,曾希圣给华东局负责人谭震林写信,派省计委张又民持信赴上海洽谈工业企业内迁事宜。张又民在上海城隍庙看了一家金马金笔行。原来厂房就是居民的住房,门上面挂着“金马金笔行”小木牌。进屋后,张又民发现墙上挂着产品销售示意图,图上的红线连着全国各地,包括西藏拉萨和黑龙江哈尔滨。就问厂长:“你们的笔销这么远?车间在哪里?”厂长说:“我们这里没有车间。我在这家厂加工笔尖,在那家厂加工笔管,然后组装,打上我的牌子。”就这样一家小厂,搬到合肥来,成为后来的合肥金笔厂。张又民按照曾希圣的指示,还从上海将一些小纺织厂先后搬到合肥东门外安家落户,成为合肥市最早的一批纺织企业。
    1953年春,曾希圣给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写信,派省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广涛持信赴上海。在陈丕显过问下,李广涛通过上海市委工交部逐一察看了安徽所需要的工厂各方面情况。李广涛每周向曾希圣电话汇报一次情况,曾希圣即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半年中内迁合肥的工厂达十几家。1954年春,安徽省组成赴沪迁厂工作组前往上海。同时,合肥市委抽调有文化、懂工业的30余名干部组成市建厂筹备处,负责筹备上海企业内迁合肥之后的新建工作。
    1955年,曾希圣又派省工业厅副厅长黄诚与石明林、江英赴上海,并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写了信,黄诚等人依据上海提供的名单逐一上门考察洽谈,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将上海近百家小厂迁来安徽。
为筹建安徽纺织厂,曾希圣又派张又民到北京,并给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写了信。通过钱之光牵线搭桥,安徽与上海 民族企业家荣毅仁先生合作兴建了安徽纺织厂。
    当年,安徽从上海内迁了106家工厂,主要是私营小厂,但经过扩建改造,在全省建成包括针织、搪瓷、金笔、电池、制革、日化、橡胶、仪表、机电、食品、火柴等一批企业。如合肥日用化工总厂、合肥金笔总厂、合肥搪瓷厂、安徽新华印刷厂、蚌埠玻璃厂、合肥制革厂、芜湖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合肥锁厂等。上海企业的内迁,不仅将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转移到安徽,而且还随厂引进了一大批企业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技术熟练的工人,使安徽省的工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实力大大增强,初步形成了安徽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的骨架,从而加强了安徽工业的基础。
    三、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解放前的安徽教育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安徽全境解放时,只有国立安徽大学、省立安徽学院和省立淮南工业专科学校3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052人;各类中等学校167所,在校学生3.6万多人;小学1.24万所,在校学生66万多人。全省人口2786万人,青壮年文盲竟高达1000万人以上。
    曾希圣密切关注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全省教育的布局规划,到具体问题的督促检查,无不一一过问。刚到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桂林栖更是全身心地注入安徽教育的革新和发展。
1952年5月21日、8月11日,曾希圣两次亲临安徽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为学校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曾希圣十分重视淮南煤炭专科学校(合肥矿业学院)的发展,他与黄岩亲自同该院党委书记、院长孙宗溶一起,勘察并选定校址,修改方案,使学校于1956年8月顺利迁到合肥,并亲笔题写了校名。1957年,曾希圣据理力争,终使煤炭工业部取消了将矿院迁出安徽的计划。随后,曾希圣提出将合肥矿业学院改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并以省委名义上报中央宣传部,获得批准,同意将合肥矿业学院改为合肥工业大学,归高等教育部直接领导。1958年10月7日,合肥工业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曾希圣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等领导亲临大会祝贺。1960年10月,桂林栖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力争,使合肥工业大学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师资、设备得到规范化配备。到1962年夏季,合肥工业大学已经建有16个系部、29个专科专业、1个研究生部、1个成人教育学院,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分别达到8500多名和3200多名。
    1954年,安徽大学师范、农学两院分别建校,农学院迁到合肥,成立安徽农学院,安徽大学本部则改名为安徽师范学院。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曾希圣还考虑创办更多的高等学校,以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并转高教部党组,提出“安徽的综合大学要提早到1958年建成,直接办成本科,所需师资由复旦大学代为培养配备。”随即,桂林栖给华东区领导写信求援,争取复旦大学抽调一批教师骨干力量来到合肥,华东师范学院孙陶林来合肥担任名誉校长。
1958年6月,安徽省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合肥大学创办,校址设在合肥市德胜门外,全校占地面积49万多平方米。不久,合肥大学改名为安徽大学。9月16日,毛泽东主席来安徽视察,曾希圣请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10月6日,安徽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自兼任安徽大学校长。
    在曾希圣、桂林栖等领导重视运作下,安徽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到1957年底,安徽高等学校增至5所,在校学生8632人,教职工2569人,其中专任教师1310人。据《安徽日报》报道:解放8年来,我省高等学校已为国家培养了各种建设人才5869人。1958年,全省高等学校又增加到34所,学生达到16236人。
    曾希圣对中、小学教育也相当重视。他建议:坚持点面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为此,桂林栖会同省教育厅在全省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学,如桐城中学、安庆一中、合肥一中、巢湖一中、芜湖一中等,这些重点中学成为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的基地。
    到1957年,全省全日制中等学校发展到301所,在校学生17.86万人;小学2.1万所,在校学生218.39万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4倍、3倍,约100万工农摆脱了文盲状态。
    四、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根治地方病
    解放前,安徽省的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由于缺医少药,安徽是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严重流行的省份之一。而1949年安徽解放时,全省城市医疗卫生单位只有31个,医务人员仅310人,病床190张。这些医院、诊所大多房舍简陋,技术落后,医务人员奇缺。面对这种现状,曾希圣认为,发展卫生医疗事业,也应当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大力抓好医务人员的培养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
1949年春,曾希圣就设想在安徽创办一所高等医科院校,培养高级医务人员。恰巧,此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上海医学教育界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曾希圣抓住这个时机,请求上海将张锡祺创办的私立东南医学院迁来安徽。经过一番交涉和盛情邀请,东南医学院于1949年12月29日迁到皖北怀远县。随即,曾希圣又将其迁到合肥。他亲自选定合肥市德胜门外的东南岗为建校地址,并拨出巨款,派出最强的基建队伍,在一年多时间里,即将医学院教学大楼、实验室、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以及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和门诊部全部工程完工。院名也于1952年10月改为安徽医学院。从1952年到1966年,安徽医学院毕业生达到3960人,成为“安徽医学人才的摇篮”。
    1958年春,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上建议采取办工业“母鸡下蛋”的办法,以安徽医学院的师资、设备等作支援,尽快筹建蚌埠医学院,调安徽医学院教授蒋本沂任蚌埠医学院院长,并从安医抽调一批师资作为该院基础。1959年秋,蚌埠医学院正式成立招生。随后,又在芜湖市筹建皖南医学院。并于1958年至1959年,先后在合肥、安庆、芜湖等7个地市创办了7所医学专科学校,70所中等卫生学校和护士学校。与此同时,曾希圣还十分重视中医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在他的过问下,1954年成立了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1959年成立了安徽中医学院、芜湖中医学校,有了专门培养高、中级中医人才的基地。聘请德高望重的老中医陈粹吾担任安徽中医学院院长。
    曾希圣和省委分管文教卫工作的桂林栖、陆学斌等人,还十分重视基层卫生组织的建设。1953年省及各县卫生防疫站纷纷成立,50年代,全省防疫专业人员达到3600多人。曾希圣针对单纯性甲状腺肿和头癣病在山区流行的状况,多次指示省卫生厅和省防疫站要集中人力、财力和药品,进行综合治疗。他亲自指示商业部门调运大量含碘的海带到山区,低价供应给主要由于缺碘而患粗脖子病的农民。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6年,全省山区这两种地方病基本消灭。
对于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血吸虫病,曾希圣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55年12月,成立了以桂林栖为主任的安徽省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曾希圣要求各级党委把抢治血吸虫病人作为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头等大事,并成立了以桂林栖为组长、有关厅局参加的省委领导小组。
    1956年,又成立了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血吸虫流行区的县成立了血防站,乡成立了血防组,形成了较完整的防治体系。在曾希圣的指示下,1956年转业到安徽的部队医务工作者,几乎全部充实到血防医疗部门。1956年春天,曾希圣到桐城县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晓棚乡检查工作。当他看到一些大肚子和骨瘦如柴的患者时,悲痛地流下了眼泪。他回到省城立即从安徽医学院抽调陈端鉴等一批高级医学专家前往指导。1958年春,全省第三次地方病防治工作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大大减轻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缩小了流行范围。
    对于解放初期人们谈虎色变的结核病,曾希圣也亲自抓防治工作。当时,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但都是从美国进口,每支需要人民币五万元(旧币)之巨,一般患者买不起。1952年,曾希圣想方设法从苏联进口了一批链霉素,要求卫生部门将其放入各级医院化验室的冰箱内冷藏供特重患者使用,患者使用只看病情,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百姓。1953年2月,治疗结核病的新药雷米封(即异烟胼)问世,而且国内能大批量生产。他当即指示从上海大量购进雷米封供各级医疗单位使用。他于1956年提议成立安徽省结核病医院,并从上海请来了我国第一流的结核病专家蒋起鲲,请他主持这项工作。后来,成立了安徽省结核病防治所,对结核病的防治和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五、繁荣文化艺术
曾希圣对安徽的文艺工作是从抓戏剧艺术入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安徽全省只有77个班社式的戏班子,55处简陋破败的戏院和戏棚子,大部分艺人过着流浪、半乞讨式的生活,传统的戏剧艺术面临衰亡的危境。曾希圣和皖北区党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恢复和扶植戏剧艺术,抢救一些濒临灭绝的剧种。
1949年5月,合肥市文工团成立,不久即改称为皖北实验文工团。随后,又成立了皖北文艺干校、皖北倒七戏剧团,一些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庐剧、黄梅戏、泗州戏、曲剧、梆剧、徽剧、京剧等剧团。1953年后,安徽省庐剧团、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安徽省歌舞团、安徽省话剧团、安徽省杂技团等陆续成立。1956年,全省专业剧团发展到134个,大小剧场134个,文艺工作者6900余人,形成了一支人民的文艺队伍。
    京剧的前身——徽剧,是安徽独有的剧种。但到解放前夕,古老的徽剧已濒于灭绝。1956年,曾希圣指示省文化局,把徽州地区仅存的十几名老艺人请到合肥,又招收了40多名学员,组建了安徽省徽剧团,抢救、挖掘徽剧遗产,整理演出了一批传统剧目,并尝试演出现代戏,先后去上海、北京演出,获得好评,使这个濒临灭绝的传统剧种获得了新生。
    在安徽众多的地方戏中,黄梅戏的影响很大。1949年4月23日安庆解放的第二天,主持安庆地区党政军工作的桂林栖把流落在安庆周边的黄梅戏艺人请来,演了一场黄梅戏,一时轰动全城。但这时的全省黄梅戏艺人已不足百人,而且大多颠沛流离,处境极为艰难。
    1952年夏,根据曾希圣的指示,刚调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桂林栖,在合肥举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3年4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成立。随即在桂林栖的操作下,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组成赴沪演出团,轰动了华东地区和上海文艺界,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桂林栖受曾希圣委托,在省委设宴招待了赴上海演出的全体演员。
曾希圣热情关心省黄梅戏剧团的成长。1954年秋,黄梅戏剧团再度赴沪参加华东地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天仙配》、《砂子岗》、《打猪草》均获得成功,黄梅戏《天仙配》荣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和音乐演出奖,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获得演员一等奖。
    1955年,黄梅戏《天仙配》拍成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搬上银幕后,产生了轰动效应,一举成名天下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人们,同声交口称赞。七仙女和董永纯真的爱情,一时有口皆碑。严凤英、王少舫优美动人的唱腔,使无数观众、听众为之倾倒。他俩灌制的唱片,成为艺术市场上的珍品,在许多地方被抢购一空,很多观众、听众成了黄梅戏迷。海内外的人们,从此知道安徽除了壮美的黄山之外,还有与黄山一样美的黄梅戏,“两黄”成为安徽美的象征。1957年4月,文化部举行授奖大会,舞台艺术片《天仙配》获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严凤英、王少舫获得金质奖章。
    《天仙配》的成功,使曾希圣十分高兴。但他并不满足,不断对黄梅戏提出新的要求,力求出新。在曾希圣的鼓励和时任副省长桂林栖的操作下,黄梅戏《女驸马》问世了。原来的本子上,“驸马爷”还了女儿身之后,得与夫婿团圆,而公主美梦破灭,难免孤单一人,自怨自艾。曾希圣看完彩排之后,他把大家召集一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公主成了寡妇,岂不可怜?她不同于寻常百姓,终生难再嫁人。封建社会总是欺侮妇女,公主毕竟是无辜的,应当为她鸣不平。大家都来动动脑筋,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根据曾希圣的建议,剧情作了重大调整。新本子为冯素珍加了个哥哥冯益民,是一名前科状元。女驸马的身份暴露后,公主劝父亲收冯素珍为义女,并释放其夫李兆庭,使夫妻团圆,而公主则嫁给前科状元冯益民。于是,两个公主招了两个驸马,矛盾圆满解决,台上台下皆大欢喜。桂林栖会同文化厅对黄梅戏在剧目、唱腔、表演、舞美、编剧、导演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创新,将《天仙配》、《女驸马》改编后,搬上舞台、银幕,实现了黄梅戏由“三打七唱”走向“弦乐伴奏”跨越式发展。1958年组建了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培养了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
    曾希圣对安徽的其他剧种也同样关心和支持。安徽的庐剧,原名倒七戏。1949年初皖北解放后,倒七戏的戏班子在合肥 市范巷口双井巷的一间草棚子剧场里演出。曾希圣到这个剧场看戏,当他看到剧场门口挂的牌子叫“平民剧场”,便十分高兴地说:“这个剧场名字好,是为平民老百姓服务的。”每次看完演出,他总要到后台看望演职员,亲切握手致谢。1951年6月,这个戏班子被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正式接收,开始叫“皖北地方戏实验剧团”,后改为“倒七戏剧团”,1956年曾希圣亲自将其定名为安徽省庐剧团。1954年,在华东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庐剧演员王本银、丁玉兰获得演员一等奖。1957年,安徽省庐剧团赴京演出。曾希圣通过张治中向中央领导引荐,省庐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表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观看了演出,并与全体演员合影。当时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丁玉兰接到了周恩来的请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在群众游行队伍中,中央有关部门安排安徽省庐剧团乘一部文艺彩车参加游行,这是安徽省第一部出现在首都重大节日游行队伍中的文艺彩车。
    1959年,省里要安排一批文艺节目去北京汇报演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他把庐剧团的负责人和搞剧作的人员请到自己家里,由他口述了他湖南老家的一个民间故事,情节讲得很细致。后由庐剧团集体创作,金枝执笔,编成了《双锁柜》的剧本,到北京演出后受到了广泛赞扬,演出场场客满,久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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