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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技侦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来源:      作者:文/总参谋部某部      发布日期:2014-11-13      浏览量:697
    曾希圣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和卓越的领导者。1931年12月,他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32年初,侦察科改为情报局,按编制序列排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曾希圣接替郭化若任局长,1933年5月任中革军委二局局长。在1931年12月到1939年1月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他为我军技侦情报工作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率领二局为配合红军夺取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业绩,为开辟对日侦察、实现技侦情报工作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发挥了开创、奠基作用。毛泽东对军委二局和曾希圣同志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赞扬与评价,称赞道:“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周恩来赞誉曾希圣同志为我军技侦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首破“展密”,使红军侦察能力发生革命性的飞跃
    1931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技侦工作创建之初,主要从侦听国民党军的勤务性通话和手工明报中获取情报,对战斗胜利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但还不能完全适应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需要。在国民党军已注重无线电通信保密和广泛使用密码的情况下,仅靠明报侦收已难以获取大量重要情报。曾希圣任侦察科长以后,想起在山东烟台国民党军刘珍年部做兵运工作时,结识过电报局的一名报务员,这名报务员曾经跟他说过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猜译的,后来又看到美国人写的《黑屋》,该书讲到密码破译问题,这给曾希圣从破译敌军密码中找出路以启发。他想只要能攻克破译难关,就可以获得敌军情报,遂提出通过破译国民党军密码电报的办法获取其核心内幕情报的想法,得到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支持和鼓励。
    国民党军当时的密码虽然比较简单,但不乏保密性。它在建立无线电通信之前,各派系乃至有些部队在明码基础上自编密码,规定译电数学公式,借地方电报局转发电码,由双方自译。1931年夏,国民党军采用了新的密本编制技术,并规定了译电的数学公式,而且,当时国民党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带有不常用的汉字和简化词组,连他们自己对照密码本译电都十分费劲,何况是破译。因此,当时破译这些密码的难度可想而知,时任总参谋部部长(后为总参谋长)叶剑英把密电比作“天书”,称破译是“读天书”。
    曾希圣知难而上,利用侦察台抄到的大量密报,分别登记编号,分析判断有关情况,进行破译探索,并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向较为熟悉国民党军情况的朱德、周恩来请教。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苦思冥想,潜心研究已有资料,努力掌握破译必备的基本知识,并把突破口选在江西国民党军使用的最新密码本方面。
    1932年8月21日,红一方面军取得宜黄战斗胜利,缴获国民党第九路军部分密电。根据这一难得线索,曾希圣与曹祥仁一起猜译密码。在朱德、周恩来的指导下,于11月间破译了国民党军“展密”。这是红军破译的第一个密码,开辟了通过密码破译获取敌军情报的新途径。红一方面军首长朱德、周恩来对二局破译敌人密码十分高兴,当即给予嘉奖奖励。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又把该军团优秀的报务员邹必兆调给二局,增加二局的破译力量。首破国民党军“展密”,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次反“围剿”中破译“猛密”建新功
    1933年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参加“围剿”的中央军通信编码换成了新的特别本“猛密”。这种密码保密程度提高,破译难度加大。曾希圣及时调整二局的体制,实行破译工作专业化,指定曹祥仁、邹必兆和他一起专门负责破译,使破译人员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进行不间断的钻研,时刻紧跟敌人密码的变化。“猛密”开始使用不久,二局就利用已积累的破译经验将其破译,这是红军首次破译的国民党军特别本密码,为取得反围剿作战胜利增加了一个重要条件。
    1933年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对丰城强攻受挫后,23日主力向东韶、洛口地区秘密撤退,另以红11军佯装主力向黎川运动。国民党军信以为真,26日,陈诚率中路军的3个纵队向黎川分进合击。曾希圣及时将二局破译获悉的陈诚作战计划报送方面军首长。得此情报后,方面军首长遂决心,对分别沿摩罗嶂大山两侧东进的国民党军第52、59师设伏。27日下午,红军发起攻击,全歼第52师,俘虏师长李明,围歼第59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冀。
    3月19日深夜,曾希圣和战友们破译了敌第1纵队长罗卓英与该纵队第11师师长萧乾的来往密电,获悉第11师正向宜黄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59师残部在第11师后跟进,第9师向东陂前进;同时查明敌之主力第2、第3纵队,已进至广昌附近的甘竹、罗坊、洽村一带。方面军首长当即决定,集中兵力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之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部队。21日,红军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第11师,击毙师长萧乾,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对第11师被歼,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1933年8月,中革军委对在武装斗争和红军建设方面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作为技侦情报工作,特别是密码破译工作中功勋卓著的突出代表受到表彰,并荣获二等红星奖章。在庆功会上,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亲手为他授奖。
    克难关悉敌情,促使中央决定提前长征
1933年8月,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加强了无线电通信保密,密本更换更加频繁,同时又着力提高密码的强度。面对这些困难,曾希圣组织二局同志群策群力,昼夜奋战,在一个月内很快突破和攻克国民党军新启用的密码。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9月中旬,曾希圣率领军委二局密切注视国民党军“围剿”动态,及时破译了国民党军多份催促补充物资、给养的密电,继而又掌握了其北路军第8纵队等部5个师的部署等情况。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临时中央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致使这些情报未发挥应有作用。9月25日前后,军委二局连续侦获国民党军以位于南城地区5个师进逼黎川,并在进占黎川后构筑工事,巩固各部联络,全力完成“全线封锁”的情报。朱德和周恩来据此向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以红军主力剪除在赣国民党军左翼的建议,被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否决,红军陷入战略和战役的被动地位。1934年7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8月23日,军委二局向朱德提供了各路围剿部队的综合情况报告。26日,报告了重点监视对象之一的长汀方向李延年部的情况,朱德命令红1军团部署迎敌。31日13时许,李部3个团孤军冒进至温坊,红1军团当即对其发起攻击,经过激战,于翌日拂晓将其全歼,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一场胜利。据资料记载,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一年时间里,二局共破译当面及周围国民党军密码352个,几乎每天破译1个。当时中央红军周围有40多万国民党军,师一级密码100%都破译了,团一级更是达到了边抄边破的水平,从中获取了大量情报,但在王明“左”倾路线的主导下,这些情报大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逼,形势十分险峻。9月,军委二局相继破译了国民党军薛岳、陈诚所属部队,以及粤军、川军、湘军等各路围剿部队的密码,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各路重兵逼近红军,企图于10月底围歼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重要情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遂决定提前一个月开始长征,避免了遭受全军覆灭的厄运。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由于我们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危急关头显身手,使红军转危为安
    1934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曾希圣率军委二局始终跟随在党中央、中革军委身边,分成两个梯队交替工作,不间断实施破译,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保障任务。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面临着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几十万重兵前堵后追的危急形势。1934年10月14日至25日,军委二局先后提供了国民党南路军、北路军、西路军堵截红军的兵力部署情报,配合中革军委第一、二纵队等部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挺进。10月27日至11月8日,先后提供了国民党湘军及北路军无暇顾及粤湘空隙地带等多份情报,红军乘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至26日,侦获蒋介石已知红军西进意图和进行部署调整的情报,军委组织红军立即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11月28日至29日,又侦获李宗仁密令撤走的桂军主力速返湘江前线的情报。根据军委二局掌握的当面湘系、桂系国民党军已调集重兵,加速沿湘江展开堵截红军渡江的严峻态势情报,红军本应轻装前进,加快速度,抢先过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大搬家”的行军方式,延误了红军渡湘江的时间。湘江一战使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在极度危急的突围行动中,曾希圣和战友们轮流值班、换人不停机,严控当面国民党军电台,掌握了围追堵截的蒋系、粤系、湘系、桂系、黔系等国民党军的军情动态,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做出了贡献。
    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令刘建绪、薛岳率国民党军第1、2兵团向湘西南挺进,会合何键等部,以40万重兵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西地区,红军又一次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曾希圣带领技侦人员于1934年12月8日、10日连续侦获刘建绪率第1兵团紧急向湘黔边境开进,薛岳第2兵团先头部队已抵达洪江的情报。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当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博古、李德等人不顾严峻形势,仍坚持与红2、6军团会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前期情报,提出放弃赴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较弱的贵州方向转进的意见。周恩来、朱德支持这一主张。双方各持己见,争论激烈。正在此时,曾希圣上报了11日连夜侦破的国民党军在通道以北部署20万重兵,严密设伏、张网以待的重要情报。在这份情报面前,博古放弃了对李德的支持,同意毛泽东等人的转兵主张,命令红军开赴黎平。14日至17日,军委二局又先后侦破贵州“剿总”王家烈围堵红军的兵力部署、何键拟于湘桂黔边境消灭中央红军发给第1、2兵团的命令、王家烈电恳蒋介石派兵入黔“会剿”中央红军的密电等重要情报。根据军委二局上报的严峻敌情,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行军方向问题,经过激烈辩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创建新苏区,使红军避免了再次遭遇重大挫折的危险。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深入贵州,渡过乌江,并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遵义地区黔军力量薄弱,而薛岳、刘建绪兵团以及桂系、黔系其他追剿部队离遵义尚有一段距离等情报,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城,为中共中央在15日至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赢得了宝贵时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军委二局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期间,军委二局又连续3次侦破了蒋介石给何键和川军刘湘的密电,掌握了蒋介石对红军占领遵义所做的形势分析和拟采取的行动部署,为红军高层下一步的决策指挥,提供了重要依据。
    配合红军四渡赤水,创造战争“古今奇观”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川、湘、桂军各一部共150个团40万人,进逼遵义,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面对10倍于我的国民党军,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拟北渡长江去四川与川陕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扫除前进障碍,1935年1月28日拂晓,红军主力在土城地区向抢先占领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发起攻击。战前,军委二局因将有限的人力和装备集中侦控国民党嫡系薛岳部和湘军、黔军,对川军的情况掌握不够,加之红军对川军的兵力和战斗力估计不足,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敌军不是原先估计的四个团而是六个团,其后续部队还在快速增援,而湘军、黔军和国民党薛岳部也分别从北、南、东三个方向压过来,企图对红军形成包围态势。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王稼祥急促赶来军委二局,对曾希圣、曹祥仁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二局同志立即展开对川军密电的侦破,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仅剩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合围的空档中突围,西渡赤水脱离险境。2月初,红军到达扎西后,军委二局侦破蒋介石调整部署,滇黔“追剿”军总指挥龙云率第2路军“追剿”中央红军的情报。红军遂于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贵州。此时,军委二局对黔军、薛岳部兵力部署情况掌握十分清楚,军委据此于24日至28日每日向一、三军团通报敌情,命令限期攻占桐梓、娄山关、遵义,一、三军团于26日攻克娄山关,28日晨再占遵义,并于当日包抄、追击刚刚赶到遵义城下的国民党军第93师、59师。此役共歼吴奇伟部2个师和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4日,军委二局侦获蒋介石部署会攻遵义的电报。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毛泽东指挥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就地徘徊,然后,再次转而西进,于16日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各路部队围歼。17日,军委二局侦破蒋介石给薛岳严防红军再东渡赤水的训喻、给周浑元注意防堵红军南渡赤水的命令以及拟在赤水以西地区围歼红军的部署。19日,又侦破蒋介石给川军潘文华、孙渡等部星夜赶筑碉堡、堵击红军的命令,以及龙云建议蒋介石调整部署的电报和蒋介石拟在古蔺地区聚歼红军的命令。毛泽东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上述情报,命令红军一个团佯装主力,向古蔺攻击前进,吸引川、滇军向西尾追,同时,指挥红军主力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围堵缝隙中成功穿越,于21、22日经二郎滩一带四渡赤水,把国民党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地区。
    接着,红军向南急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并寻机南渡乌江。30日,军委二局侦悉敌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向南挺进的动向。此时,该部与红军相距最远不过15公里,近者不到10公里,如无一方改变行动时间和方向,很可能会重演湘江战役的血战局面,而红军如东出或西去,都将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当日深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等人和叶剑英、曾希圣、王诤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摆脱险境。会上,曾希圣提出,利用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军密码成果,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直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命令该两纵队主力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以迟滞周、吴两纵队行动的计策。这一妙计,得到毛泽东等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实施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中计,从而使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除远在敌后长干山的红9军团牵制迷惑敌人外,红军主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人封锁线,于31日全部顺利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摆脱了险境。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军事创举,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光辉范例。在这一辉煌的历史业绩中,二局技侦工作特别是密码破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四渡赤水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1975年3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接见技侦系统部分领导干部时曾回忆说:“长征时,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把蒋介石的军队如放在手中玩儿那样。四渡赤水,老红军都知道嘛,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蒋介石哀叹红军四渡赤水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苏联弗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的教材中称四渡赤水战例为“神话般的奇迹”,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则称为“今古奇观”。
    破“天书”,助红军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佯攻贵阳,并分兵一路进军黔东。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东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责令各路部队严加堵击,并令薛岳兵团开往贵阳以东堵截红军,以防止红军再次北渡乌江。此时,曾希圣领导军委二局破译敌军密码,获悉敌滇军主力已驰援贵阳,云南境内兵力空虚。据此,毛泽东乘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之际,指挥红军突然挥师云南,于4月8日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南渡北盘江。27日攻占马龙、寻甸、嵩明,佯攻昆明。期间,军委二局侦破了国民党军师长万耀煌为避开与红军作战,保存实力,向上谎报“前方没有共军”的密电,并掌握该师在原地停留了一天后,又向后撤退的情况。据此中央判断敌军距红军已有7天左右的路程。中央红军原计划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分左中右三路分别从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龙街、洪门两个渡口皆因无船、且水急浪高无法架桥,不具备渡江条件,只有中央纵队利用缴获的几条船从皎平渡口成功渡江。中央即决定左右两个渡口的部队迅速赶往皎平,经过7天7夜的抢渡,红军主力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在中央红军进军云南期间,二局参谋陈仲山掉队被龙云的部队俘虏,其随身携带的情报泄露了二局的破译能力。之后,蒋介石给云南省主席龙云连发两份电报:“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时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使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查我军往来电文多为匪方窃译,危险堪虞,耻莫甚焉”。从以上电报中,可见蒋介石反侦察的决心之大,措施之具体。
    面对可能发生的变故,曾希圣带领曹祥仁、邹必兆等破译人员潜心攻研,无论走在路上,还是骑在马上,都冥思苦想,反复琢磨;到达宿营地后,不顾行军疲劳,甚至顾不上吃饭,通宵达旦地钻研。凭着集体的智慧,他们攻克了一个一个难题,保证了侦察工作的不间断,及时掌握了敌情动态,多次向红军首长提供敌“追剿”军的调动、部署等情报,保障中央红军抢在敌追兵赶到前,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天全、芦山,翻越夹金山,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关键时刻,坚定跟随党中央北上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所面临的敌情依然十分严峻。据曾希圣率领的军委二局所获情报显示,蒋介石正在多方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等地方军阀部队,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川西北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区。红军何去何从?这是两支主力红军必须决断的头等大事。为此,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分别经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北上。
    8月底,左、右两路红军走出草地后,根据军委二局和红四方面军侦察台提供的关于胡宗南部第49师会同独立旅一个团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截红军北上的情报,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指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成功进行包座战斗,毙伤胡宗南部第49师4000余人,俘获800余人,缴获长枪1500支,获大批粮食、牛羊。据时任军委一局参谋吕黎平回忆:“这次战斗的胜利,首先是敌情掌握得准,曾希圣领导的二局及时截获敌人兵力部署的情报,促使首长下了作战的决心”。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始终对中央北上的决定阳奉阴违,拒不执行。走出草地后,他依仗控制的8万人马人多枪多,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党中央为了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只好先率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张国焘对曾希圣和二局觊觎已久,在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想方设法拉拢曾希圣未能得逞,又拉拢曾希圣的部下曹祥仁等人,企图求得二局或二局的一部分人跟他走。对此,党中央和总部机关首长特别警惕。刘伯承参谋长对一度在左路军无线电侦察队帮助工作的曾希圣交代:“你无论如何要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跟张国焘走。”党中央决定单独北上那天,即9月9日下午,毛泽东让叶剑英通知曾希圣做好二局的转移准备,并特别关照,“告诉曾希圣和曹祥仁、邹必兆三人先行一步,缩小目标”。红3军军长彭德怀也十分关心二局。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说:“我和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
    听完叶剑英参谋长转达毛泽东指示后,曾希圣坚定地表示,无论情况如何危急复杂,都要带领二局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北上,并立即作出周密安排。他马上派人追回外出背粮食的20多个同志,又打电话给已调到红四方面军二台工作的蔡有荣等人,以局里晚上会餐请他们回来吃羊肉为由,把他们叫回二局。晚饭后,曾希圣把留下的副局长宋裕和、协理员周碧泉等叫到一旁,交代他们半夜里将二局的全部人员和装备器材带到中央机关所在地阿西,并特别交代行动要悄悄地,务必把前天从红四方面军二台借来的充电机留下。一切安排妥当后,曾希圣叫上曹祥仁、邹必兆,以查哨为名,悄悄离开驻地,赶到阿西。凌晨,宋裕和与周碧泉等按曾希圣交代,带上全部人员和装备器材,悄悄离开潘州,黎明前全部到达阿西。是时,亲自率队前来接应二局的彭德怀才松了一口气。他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并且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大功。”
    在长征中,曾希圣率领二局,同战斗部队相同的是纵横十一省,走了二万余里,不同的是在长达一年多的日子里,分分秒秒都在对敌侦察,既圆满完成了“走”的任务,更出色地完成了“打”的任务。对曾希圣和二局在长征中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刘伯承曾给了很高的评价。刘伯承形象地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毛泽东说,二局是“好的二局”,“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直到后来,毛泽东在提起长征时,仍不忘赞扬二局,于1942年再一次提到,“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刘伯承在1960年11月听取技侦系统部分领导汇报时也又一次提到:“战略侦察很重要。请你们回忆一下,长征时候,如没有侦察,连路线都找不到啊。”
    转战陕北,开辟对日侦察建功勋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曾希圣率领二局立即投入了紧张的侦察工作,相继配合红军取得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的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 “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壮大红军力量,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辟对日侦察,建立了新的功绩。
    直罗镇战役前,二局侦悉: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围歼红军。根据二局的情报,红一军团和红15军团在直罗镇预先设伏。11月20日,国民党东北军先头部队109师前出到直罗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109师包围。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另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5367人,缴获长短枪3522支,轻机枪167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电台2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闻讯后高兴地说,直罗镇一战,“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东征战役前,军委二局迅速开辟对阎锡山部的侦察,破译其使用的密码,为配合红军入晋作战做了准备。战役开始后,军委二局派出以曹祥仁为科长的前总二科随军行动,侦获阎锡山晋军、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以及入晋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情报,有力配合了红军东征作战。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称赞“二科工作是希圣指导下,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属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的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与有劳绩的”。
    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发起西征战役。遵照毛泽东关于“二局还要继续努力,保证西征的胜利”的指示,军委二局在两个多月的紧张战斗中,及时提供了有关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国民党军周光烈第118师、刘翰东第107师、刘多荃第105师,东北军何柱国挺进部队的态势动向等大量情报,配合西方野战军给予其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新根据地,发展了地方武装,为随后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党军集中20个师的兵力,于1936年10月下旬由甘肃会宁、静宁和宁夏固原向北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宁夏海原、甘肃靖远地区。为阻止胡宗南的追击,红军于11月21日至22日发起了山城堡战役。为配合战斗,军委二局派出以曹祥仁为科长的前总二科开赴前方。11月12日23时至13日1时,前总二科和军委二局先后侦获胡宗南第1军、王以哲第67军、毛炳文第37军、曾万钟第3军的推进动向等情报,并判断胡宗南部态势已趋孤立。总指挥彭德怀随即命令部队向豫旺堡地区集结待机打击胡部。14日上午,军委二局侦悉胡宗南第1军4个师向前推进。16日又侦获胡宗南第1军第1师及后续部队第43、97、78师等部进攻动态等情报。据此,军委部署红4、红31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将由萌城东进的胡宗南第1军第1师第2旅击溃,毙团长以下600多人,胡残部退回萌城待援。21日,红军对进至山城堡之第78师发起总攻,战至22日,歼其1个多旅。山城堡战役给予胡宗南部沉重打击,迫使其全线退却。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1日夜至12日中午,前总二科连续侦破并上报了“西安事变”有关的情报,12日晚又侦破西北“剿共”第2路军于学忠、王以哲转发张学良、杨虎城“已将蒋介石扣押在临潼”的通报。二科迅速将电报内容上报彭德怀总司令和军委二局。根据上级指示,军委二局和前总二科严密监视各方动向。14日,军委二局侦破国民党亲日派人物何应钦抵达郑州、调部队至潼关的情报。中央和军委对此情报极为重视,要求技侦情报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军委二局和前总二科侦察搜集到各方反映、国民党上层人物往来西安的情况和各派部队动向,为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集团的谈判斗争,做好政治和军事斗争应变,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也随着全军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民族战争,而由对国民党军的侦察转入对侵华日军的侦察。作战对象的改变,给二局带来了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学会日文。因此,学习日文成了二局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关键问题。
    1937年4月,面对中日民族矛盾加剧的新形势,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曾希圣组织人员学习日语,兼学文化、党史知识。训练班设在延安城内的孙家大院。曾希圣亲自兼任政治课教员,经常作形势报告,并开设政治经济学;还请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讲党史,聘请精通日文的张明远教日文,作家丁玲教汉语。这期培训班一直坚持到二局的一部分人员跟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而暂停。
    1938年2月,曾希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支持下,从陕北公学选调一批知识青年到二局,专门给他们开办一期训练班,这个班除学习侦察业务外,也学习日文,称普通班。4月,他又把从前线回来的邹必兆、钱江、雷永通、戴镜元、彭富九,与原在后方的胡备文、刘少宏、李行律等红军干部编成一个特别班,指定邹必兆任班长,突击强化日文学习。为了做好对日侦察的准备工作,曾希圣率邹必兆、李曾劼前往武汉,在负责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的关照下,收集了日本外务省、大东亚省有关资料。9月中旬,特别班学员毕业,曾希圣以这些人员为骨干组成对侵华日军专职侦察机构。该是二局历史上第一个对外侦察的专设机构,它标志着二局对日侦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加快密码破译进程,年底,曾希圣组成一个精干的侦察班子开展侦察工作,为破译日军密码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曾希圣先期所做的精心准备和大量组织工作,二局于1939年7月破译了日军的密码电报,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联名嘉勉,毛泽东还欣然为作用突出者题写了“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打破难关,光明就在前面”、“进攻,就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不怕难,只怕不干”等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不仅是对二局有功人员和二局集体的高度褒奖,也是对曾希圣这位二局领军人物和“技侦情报工作创业的人”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如今,曾希圣同志已经离开我们46年,但他在军委二局工作期间所建立的卓越功绩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当年他呕心沥血开创的技侦情报工作也伴随着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蒸蒸日上。我们永远怀念这位“创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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