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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们的父亲曾希圣诞辰110周年
  
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14-11-14      浏览量:625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曾希圣诞辰110周年,岁月如梭、时光轮转,他已经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令我们子女欣慰的是曾经与他浴血战斗和忘我工作过的战友和朋友们并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忘记他,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至今还在念他的好。其实,时间越久远,个人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越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唯一不会磨灭,并且可以在人们心中永存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和品质。
    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谈论到父亲时,说他的功劳很高,对革命的贡献很大。连毛泽东和许多其他领导人都多次提到他的事迹,赞扬他的成就。我们听了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高兴和自豪。可是,父亲的一生并不平坦,即使是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中,他也历经坎坷,饱受争议。我们子女也就是在对他的各种褒贬之词中、在他逆顺境的生涯中慢慢地、不断地加深对他精神品质和思想境界的了解,从一个不依附父子、父女关系的客观角度去认识他。
    父亲在我们的心目中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人,但我们对他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他受到批判和打击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坎坷,家庭生活的突变,使我们子女也跟着思考衡量,更加容易看清楚父亲的为人和思想境界。也正是因为他在受到挫折后的态度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尊敬和情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要干事业,要创新,要改变旧面貌而不是要做官的人。他为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官位。在他一生中的每一个重大历史阶段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点。
    红军时期,他担任军委二局局长,专门负责敌军密码破译工作。在艰难困苦,枪林弹雨的岁月里,他绞尽脑汁,克服了毫无破译经验、装备极端简陋,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等重重困难,愣是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一切为零的二局变成了红军中举足轻重的关键部门。在破译敌人密码时,他和战友们一熬就是几个通宵。由于他这样忘我地工作,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与二局的战友们一起打开了破译密码的工作局面,进而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最终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所有的密码,为红军长征,摆脱敌人的围堵提供了可靠有力的情报保证。在他担任二局局长期间,他不但要负责二局的行政领导工作,还亲自参与具体的破译工作。敌人出了新的密码,父亲和战友们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次破解开。他干工作就是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在他的领导下,不论敌人的密码如何变化更改,二局立即跟踪破解,始终随时掌握着国民党部队的军情部署和调动。并且,由于二局的工作效率极高,24小时高度戒备、毫不间断,收到密电后丝毫也不耽搁,立刻译出并送给最高领导,而敌人的机要人员懒散稀松,按部就班,吃饭休息常常耽搁时间,敌人的密电在送到自己上司之前就早已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军的决策者手里。毛泽东形容二局是红军长征的灯笼,刘伯承把二局的破译比喻成在玻璃杯中押宝。
    父亲虽然在破译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高度机密性,他们的事迹是不能公开的。对于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也只有极少数几个核心领导人知道。而他对此毫无怨言,自己也从不对不相关的人谈论这些事情,直到他离开二局后他也是三缄其口,从不谈论他在二局所做的工作。就连我们的母亲对这段历史也毫不知情。正像他在给战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你们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很光荣的,有名的英雄不足奇,无名的英雄最可贵,你们就是这一可贵的分子”。这就是他对工作和名誉的态度真实写照。
    父亲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情报工作中,他深知这项工作对我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性,为了工作他不顾一切,谁要是干扰或阻碍了他工作的开展,他就会毫不客气的据理力争,有时甚至发火,拍桌子,就是对上级领导也是这样。他曾经嫌朱总司令等着催情报干扰了思路而把朱老总轰出屋外。他也曾经为了二局的装备不落实,影响了破译工作而向某上级拍过桌子。绝大部分的领导都像朱老总一样不但毫不在意,对父亲反而更加相知相交,战斗的友谊和个人的情感都不断加深。1963年,父亲被罢免职务后的第二年,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决定和母亲一起去福建疗养。到达疗养地不久的一天,突然接到朱老总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老总听说父亲到了福建,下午要来看望父母亲。父亲、母亲非常感动,为了不让老总亲自跑过来,就问清了老总午睡起床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冒雨赶到老总的住处等候,那一天下午,老总和父亲促膝长谈,畅叙情怀,共同回忆过去战斗的岁月,老总安慰并勉励父亲要面对挫折看开些,保重身体。晚上他们又一起吃了晚饭。这是父亲受到批判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但是,由于父亲的耿直和直率,他也确实得罪了一些领导人,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工作和个人得失之间,他总是义无反顾的选择前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工作,他对这种由于工作而引起的个人恩怨也从不放在心上。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被任命担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职务。张鼎丞担任师长。但是由于张在延安党校学习并没有到职。7师军政领导的担子全压在父亲一人身上。7师组建初期,是新四军最弱小的一个师,其他几个师基本是整建制组成,兵员整齐,干部骨干多,人多且装备相对精良。而7师却是由散布在皖南的几支地方武装和少量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新四军骨干组成。人少,枪少,战斗力薄弱。加上7师所处的位置在日军和国民党控制区域的夹缝地带,生存下来都异常艰难,就更别说谋求发展了。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父亲并没有向中央提任何条件,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临危受命,首先做的就是理顺干部班子,统一各级指挥员的思想。根据7师的情况和所处的位置,制定出发动群众、隐蔽发展、迅速壮大力量的发展方针。同时,他还根据中央的精神,针对部队中存在的畏难、动摇和缺乏发展信心的情绪,整顿部队思想,统一了7师全体指战员的认识,提高了部队的斗志。7师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在皖江地区牢牢地站住了脚,把受敌伪夹击的皖江地区发展成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7师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歼灭日伪军2万多人。自己的队伍也在斗争中不断的成长壮大,从组建初期的1900人,发展到一支拥有3万多人的强大武装,并培养了大批英勇善战的干部。除此之外,7师在巩固政权、开展经济生产、发展与敌占区的贸易往来、扩大财政收入方面是新四军中最突出的。父亲一面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一面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财政建设。不但建立了各种小工厂还成立了根据地自己的金融机构大江银行,并发行大江币在根据地流通。父亲还打破禁忌,开展对敌占区的货物贸易,不但为新四军换来了药品、服装,还为新四军换取了大量生产武器所需要的材料。7师通过加强生产,发展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金。除了解决7师自己所需的经费外,父亲还把剩余的资金武装押送到军部和友邻的兄弟师。据相关同志回忆,每次押送都有二十几担光洋。由于7师在整个新四军中的财政作用,7师的供给部长,同时兼任着军部的供给部副部长职务。
    解放后,父亲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为了迅速改变安徽的贫穷面貌,他竭尽全力,呕心沥血。从一解放到我们1962年离开安徽去上海这十多年中,我们与父亲见面的时间不多,绝大部分时间父亲不是在外地开会,就是在农村、厂矿视察和蹲点。就是回到合肥家中也是早出晚归,吃晚饭还要我们到办公室去喊。有时办公室的会客室里聚集着很多人谈工作,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和母亲只好饿着肚子在家等他。父亲也愿意带我们出去,可却不是去游玩,而是跟着他到基层视察,我们自己跟在后面就算是出去玩了。像这样带我们出去“玩”,我们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
    父亲非常重视安徽的水利建设,解放后安徽修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和星罗棋布的水库。几乎每个水利工程的建设他都要多次亲自到实地视察,听取专家汇报。父亲在安徽倾注心血最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就是淠史杭灌溉工程。淠史杭工程是他亲自主持规划并且拍板定夺的工程。这项工程规模巨大,灌溉面积广,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淠史杭灌区,位于安徽省中西部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带,总设计灌溉面积1198万亩,其中安徽省1100万亩,河南省98万亩。淠史杭灌区的兴建,将会提高灌区的耕地率、水田率,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改变因缺水而造成的贫困面貌。灌区规划中还向合肥、六安等城镇提供优质水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灌区水力发电、水产养殖、交通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也会得到较大的发挥。在当时经济很落后,机械化程度很低,仅有少量的汽车,大部分工具就是手推胶轮车和平板车。大部分土方要人力挖掘和运输。要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工程几度因劳力和资金问题面临下马,但是父亲对这项工程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他的不懈坚持下,淠史杭工程取得了重大进展,1959年7月,一期工程完工后就发挥了巨大抗旱作用。父亲把淠史杭和安徽的农业建设看得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征求父亲的意见,想让他去上海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父亲则表示希望再给他两三年时间,留在安徽把淠史杭工程搞完。可惜的是,父亲1962年受到批判和被撤职离开安徽时这项工程还没有完工。当时,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又一次提出:批判、降级都无怨言,但是希望能让自己继续把淠史杭灌溉工程做完。没有得到中央的回复。现在,整个淠史杭工程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父亲的遗愿终于得到了实现。
    1960年,由于大跃进中的一些极左的错误做法,而引起了全国性的粮食问题。父亲当时身兼安徽和山东两省省委书记。父亲把工作重心放在山东,全力解决山东出现的问题。我们家也全部搬到了山东。经过父亲的努力,山东的局面有所好转并逐步趋于稳定。当他听到汇报说安徽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引起了他深刻的反思。他一面在济南用电话紧急部署各项救灾措施,一面毫不犹豫立刻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解决问题,并推荐谭启龙接替自己的工作。事后有朋友向我们谈起,父亲那时不回安徽,继续留在山东,他就不会搞责任田,也不会在7千人大会上被批判罢官。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父亲,他当时的做法也是他一贯的性格使然。他不可能对这些风险一点都不知道,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安徽出了问题,就是自己的责任,自己就必须回安徽同安徽的干部和人民一起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哪怕有天大的困难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决定的。
    1961年初父亲回到安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在采取多项生产救灾措施的同时,他对安徽大跃进期间的工作和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安徽宿县一位老家自己开了16亩荒地,不但自己有口粮,还交了公粮和现金的事例引起了父亲的高度重视。他深深地感到安徽的问题就是出在农村吃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对粮食减产事实的隐瞒,造成了青黄不接季节性断粮。这使他萌发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想法。有了想法,他立即在安徽选点进行了小范围的试验,结果非常理想。3月份他在中央广州会议时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同意了父亲的想法,并且告诉他搞坏检讨就是了,责任我们一人一半。得到了毛的首肯,父亲非常高兴,当晚就电话通知安徽进行责任田的全面推广工作。由于在安徽实行了责任田,安徽的粮食生产当年就有了大幅度增产,农民积极性高涨,都说责任田是救命田。安徽的邻省,像山东、河南、江苏的农民都到安徽来购买粮食解决饥荒。随着责任田好处被证实,责任田在安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几乎全省都实行了责任田,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广大农民都赞成搞责任制,唯一担心的是政府说话不算数,搞不了几天又要改回去。当然,父亲也为此担当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各种各样的批评议论都随着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了。主要集中在责任田是在走回头路、回到单干的路上去。面对这些非议,父亲并没有退缩。他一面布置干部告诉农民责任田不会轻易改变,要长期搞下去。一面写信向中央表示,责任田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只是一种多劳多得的生产奖励形式,像工业中的计件工资一样,不会造成农民的私心加重。
    1961年12月在无锡,毛泽东对父亲说生产好转了,是不是把责任田改回来?这说明毛泽东当初同意责任田是把农业生产责任制当成了克服饥荒的权宜之计,而父亲却把这种形式看成是农业生产的方向。父亲在战争年代一直跟随着毛泽东,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和崇拜。但一边面对毛的要求,一边要面对当时实行责任田时对广大农民的承诺,父亲恳求说群众刚刚尝到了甜头,是不是让他们再干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表态。虽然毛没有表态,但是他对责任田的态度父亲肯定是看清楚了。父亲实在太想让安徽的广大农民在经过痛苦的饥荒之年之后,踏踏实实地过几年安稳日子,不再为政策的多变而担惊受怕。他回到安徽后没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做,而是进一步落实责任田的推广和解决实行责任田所出现的问题。父亲和安徽省委决定,1962年安徽继续实行责任田的办法。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1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父亲因为在安徽实行责任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刘少奇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要揭盖子,改组安徽省委。责任田被认为是要走回头路,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父亲在会上对安徽工作中的五风问题和错误做了检查,他说所有错误和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但是对责任田他采取了保留态度。他说责任田到底错在那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批评,以便在弄清楚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虽然父亲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还是有一些干部在中组部负责人个别谈话要求揭发批判父亲后,仍然坚持责任田的正确性,不愿说违心的话批判父亲而受到批判和降级,并被调离安徽。刘少奇原来考虑是要让父亲去中央党校学习,权庆施坚持让父亲留在华东局,邓小平也没有催,就让父亲留在华东局,周恩来也同意柯的意见。这样我们家也就搬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时―直赋闲。但是父亲一生都是要干工作的人,闲不下来的人。他在上海名义上还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无官无职,不参加任何会议,只是看看文件。可他心里却还总是想着在安徽工作中所发现的农村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大的问题无法参与,他就从在安徽工作期间深感农业机械化落后、农民劳动强度大的问题入手。父亲在上海几乎从不外出参加活动,但听说日本工业展览会要在上海举行,他立刻决定要去参观,我们当时都挺奇怪,到了会场我们才明白了,他径直去了日本农业机械馆,围着日本的水稻播种机、插秧机和收割机了解了大半天。回家后,父亲对我们说日本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但由于国内的农田都不像日本农田那样精耕细作,这些农业机械还不适合中国,需要研究我们自己的农业机械。他通过向华东局要求,得到同意后,他找了一个机械厂里的几个工人师傅就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水稻播种机和插秧机来。其实这些也是他在安徽就早已开始研究实施而没有做完的工作。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往嘉定县跑好几次。我们也还是像在安徽时一样跟着他,每次一到工厂,他就像忘了一切,跟工人师傅一起实验,找问题,讨论解决办法,一干就是一天。过年过节他还把工人师傅请到家里吃饭,讨论问题。他还让人把家里院子里的草坪移走,开了一小块水田用作试验田。对于这项工作他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1965年,父亲调到西南局负责农业工作。他把几个上海的师傅也带到了成都,继续播种机和插秧机的研究,他怕上海的工人师傅想家,不习惯四川的生活,就每个星期都把工人师傅接到家中做南方的饭菜招待他们。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才被迫终止。我们后来听说,播种机和插秧机最终研制成功,并且获得很高的科技奖励。父亲在西南局的时间虽然不长,职务上也只是分管农业,但他的工作劲头仍然不减当年。一次西南局在重庆开会,会后所有的书记都坐火车回到了成都,父亲却坚持要坐汽车沿途进行考察。一路上,他经常让司机停车,直接到农户家走访,了解四川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除了这些,他还把沿途的所有三线工厂都跑了一遍,听取汇报,仔细了解生产情况和存在问题。这一趟,我们除了晚上住在宾馆,其他时间不是在车上就是在农村或工厂,劳顿了十多天我们才回到了成都。那时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们的父亲离开我们虽然愈来愈久,但我们对他的品质和精神却感受的愈来愈深。他坚持真理,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为人民做实实在在的事,而不是为自己谋求官位。他的一生虽然坎坷并颇有争议,但他不论在哪个时期的工作都干的卓越出色,成绩斐然。他不愿随大流,走常规之路,而是要改革,走创新的路子。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积极进取,为人民着想的精神。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具有创新精神和超前意识的父亲感到骄傲。我们永远怀念他!永远把他的精神当成激励自己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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