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云岭》 >> 2014年增刊
曾希圣在皖工作后期的精彩华章
  
来源:      作者:文/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课题组      发布日期:2014-11-14      浏览量:589
    在“三年困难时期”,曾希圣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力求最大限度地挽回和减少损失,避免造成更大的创伤和灾难,争取尽快走出困局;一面从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上积极寻求和探索改革的新思路,提出了“责任田”办法。这是曾希圣在安徽工作后期一项最具历史意义的创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9月)》的1961年部分记载:“3月6日,安徽省委依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说明了“责任田”在共和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一、“责任田”的酝酿、提出和试点
    众所周知,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要求“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曾希圣对此感触很深,启发很大,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怎样走出农村困境,他多次与身边工作人员探讨改进社队生产管理办法,多次要求安徽先搞包产到户试点,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当时,曾希圣虽然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第一书记,但按照中央的决定,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山东。但是,曾希圣对安徽怀有很深的感情,面对安徽的严重困难,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曾希圣毅然决然地向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回安徽同干部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战胜饥荒,扭转局面。他掷地有声地说:“安徽面临严重困难,我应回到安徽去,和江淮儿女同生死,共患难,走出困境,建设安徽。”
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同意,1961年2月6日,曾希圣与他身边的工作班子离开济南回安徽。2月7日,曾希圣一行到达蚌埠,省委立即在蚌埠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与会人员汇报了各地市整社和群众生活安排情况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曾希圣要求进一步采取一切措施调粮救灾,不准许再饿死一个人!他严肃指出:如果哪个县再有饿死人的现象,就把哪个县的县委书记撤职查办。他同时指出,不仅要抓紧调粮救灾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而且要采取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曾希圣长期思考的是从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入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关于包工包产责任制问题,曾希圣并不陌生。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安徽芜湖地区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实行了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的办法,阜阳县新华农业社推行了分户田间管理的办法。1960年,安徽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曾希圣再次考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起初,他决定采取划小包产单位,实行包产到组,认真评工记分,超过底分奖励的办法。这种办法,随后被吸收进曾希圣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十条具体政策中,并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通告全省贯彻执行。1960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曾希圣在会上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有半级所有制,实际上是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问题我们仍实行双包制。就是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各地都把生产队下的作业小组,改成生产组,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各中央局书记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并考虑进一步搞责任到户。根据曾希圣的意见省委布置舒城县委在晓天公社选择一个大队进行责任到产试点。
    现在,曾希圣回到安徽,可以亲自指导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和实践。1961年2月,在蚌埠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他讲述了自己反复思索所设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他指出:“工业上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一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工业上的责任制办法为什么不能够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我想完全可以。国家把生产粮食的任务按计划分配到省,省把任务分配到县,县把任务分配到公社,公社把任务分配到大队,大队把任务分配到生产队,这样把任务层层往下落实,是可以的,是对的,是必要的。那么生产队为什么就不能把任务落实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户人家、每一个社员呢?如果把生产队的任务落实到每一块田地,那么,每一块田地就成了工厂里的车床。再把这些‘车床’按劳动底分分给每一个社员去使用,明确责任和任务,最后按实产粮食的多少计算报酬,这不就把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制移植到农业生产上来了吗?既然工业上这样做不是单干、复辟、倒退,那么农业上这样做,单干、复辟、倒退的帽子也不能扣到我们的头上。”曾希圣的这些话,把他所设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根据、道理和方法讲得一清二楚。
    会上,安徽省委常委张祚荫介绍了宿县一位老农上山开荒、获得丰收的事例,引起了曾希圣的关注。称赞这位老农“是靠自力更生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曾希圣认为责任到户是来自群众的创造,应该推广,提出要各地委进行责任到户的试验。随后,蚌埠地委在怀远县曹老集公社搞了一个试点。
    蚌埠会议结束后,曾希圣在2月14日召开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上,通报了蚌埠会议情况,并把救灾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提交书记处讨论。曾希圣在发言中说;“我们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先尽快解决饿、病、逃、荒、死的问题。否则,生产力还要受到更大的破坏。同样,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也必须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我们必须研究、制定和推行适合我省农村生产力状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说到底,有了能够发展生产的责任制,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中国这么大,安徽这么大,城市和农村,江南与江北,淮南与淮北,皖东与皖西,这个县与那个县,这个公社与那个公社,甚至这个生产队与那个生产队的情况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不仅地理位置不同,而且土地肥力、水利情况、生产习惯、技术水平、干部的管理能力等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既然如此,就不能用一个框框去套。应该允许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实践,选择一个能发展生产的办法来。把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制引进到农业生产中来,这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原则。具体怎么搞,要迅速深入群众,与群众商量,抓好试点,逐步推广,以求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他具体提出了“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新办法。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意决定先进行试点。
    2月1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曾希圣放了身边工作人员一天假,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考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次日,曾希圣把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等人召集在一起,决定由他们先去搞一个包产责任制的试点。在进入试点的生产队之前,曾希圣要求他们首先搞清楚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头两年实行三包一奖(即生产队向大队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办法的利弊,还要了解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管理办法,以便为新包产责任制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张立治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认为苏联集体农庄章程的主要特点是强调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十分烦琐。这一套管理办法,从多年来的实践看,是不成功的。至于我国高级社时期,某些地方实行包工包产,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可是这种办法从它刚一出现,就受到了严厉批判。张立治等人把过去有关批判包产到户的社论、文章找出来,经过一番整理,送给曾希圣过目。曾希圣看着这些材料说:“这些文章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资料,作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参考,使我们多考虑一些问题,多想一些办法,搞得更周密一些,减少一些矛盾和阻力。”他重新阐述了他设计的农业包产责任制的具体做法,郑重而明确地说:“包产只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它没有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制度。相反,它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2月18日至3月4日,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2月18日,曾希圣作了传达和贯彻执行意见的报告。他代表省委对安徽省过去三年的工作作了检查。曾希圣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的来说,有一急、四过、十不明了”。“所谓一急,就是要求过急,急于改变安徽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面貌。1958年我们提出了苦战三年根本改变安徽面貌的要求,这显然是过急了。”“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就产生了四过。”“首先是生产指标定得过高。”“第二是大办搞得过多。”“第三是工效要求过高。”“第四是粮食收购过了头,调出也过了头。”曾希圣指出:由于对这些问题未能及时觉察纠正,结果发生了以下严重的问题:一是农业减产,二是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且数字比较大。
    这次会议讨论布置了当前工作,提出吃饭第一,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以整风整社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力争今年农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会议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曾希圣在主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同时,仍把注意力放在包产责任制试点上。为了保证试点顺利,曾希圣征求了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的意见,决定选择靠近合肥市区、又不在公路干线上的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2月下旬,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四人组成省委工作组,自带行李进驻南新庄生产队。这个队属于三类队,生产水平很低,群众生活很贫困。工作组进村后,先分别住在社员家和牛屋,以便与群众谈心。首先召开干部会议,说明来意。刚开始,大队和小队干部思想顾虑很多,主要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怕富裕中农合算,怕贫下中农吃亏,怕遇到灾害不好办,怕困难户没有人照顾,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工作组和生产队干部经过反复算账对比,认真研究,逐一落实解决办法,逐步统一了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包产办法逐条研究讨论,然后又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宣布在五统一(即计划统一、包产部分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的前提下,试行包产责任制。并对定产、划分责任田、定工、记工、使用和管理耕畜农具、肥料种子,以及打场、奖赔、照顾困难户、作业组的规模和任务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就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
    “责任田”办法实施后,南新庄生产队的粮食包产指标由原来的8.7万斤,增加到10.7万斤,增加了23%。社员的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过去出勤人数只有50%,包产后,整半劳力、辅助劳力全部出勤,起早摸黑地在自己承包的“责任田”里锄草、追肥。为了多施肥多超产,家家农户盖厕所,男女老少忙积肥。许多社员还扩种瓜菜,弥补口粮不足。大家都认为增产没问题,至少能在包产的基础上超产10%以上。社员们对这种包产责任制充满信心,认为“总算有了奔头”。邻近生产队得知南新庄生产队实行包产责任制以后,纷纷找到工作组,要求实行这种办法。方郢生产队有四户社员,积极要求到南新庄落户。
    试点工作前后进行了10天。曾希圣一面紧张处理日常工作,一面密切关注试点情况。他两次到南新庄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他还亲自召开了社员座谈会,问社员们:这样做会不会使私心发展起来,会不会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了?社员们看到省委书记亲自来了解情况,又是那样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社员说,过去干活大呼隆,混工,糊工,犁山不到边,锄地猫盖屎,光顾数量不顾质量。为争工分,吵嘴打架的事经常发生,这些难道不是私心吗?这样的私心对集体生产没有一点好处。老办法生产搞不上去,粮食减产了,集体空了,也顾不上社员了,人也饿得歪歪倒倒了。现在实行包产责任制,社员想多超产粮食就得起早摸黑地干。社员拼命地干活,既能多吃到超产粮,也一定能超额完成包产指标,交足国家征购任务,这样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集体有了粮食,才能谈得上照顾困难产。如果想多超产粮食也叫私心的话,那么这种“私心”是明的,对集体是有好处的。这种“私心”能超产,能为集体多打粮食,这种“私心”就包含着公心。过去混工、糊工也是私心,这种私心是暗的,会降低产量,对国家、集体,对个人都有害。社员们的话虽然是你一言,我一语,但用他们的切身经历,清晰地说出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说出了关心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事后,曾希圣说:“实践出真知,不要小看了农民,他们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种类型农民的反映,3月初,曾希圣在合肥稻香楼召开了七位劳动模范的座谈会。这七位劳动模范中,有的是公社党委书记,有的是大队党总支书记,有的是生产队长。曾希圣把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既不是单干,又能增加社员的责任心,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推行这种办法肯定会增产。
    经过南新庄试点和多方面的调查了解,曾希圣认定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业经济体制的一大改革,肯定可以多打粮食,肯定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好处。他决定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统一认识,积极推行“责任田”。
    二、大力推行“责任田”
    1961年3月6日,曾希圣主持召开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南新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的办法,并邀请蜀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座谈后,省委书记处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决定试行,“冒险干一下”。会后,根据曾希圣亲笔写的提纲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有关人员连夜写出《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曾希圣亲自用红毛笔和蓝钢笔对文件草稿的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认真修改,修改的地方有几十处,增加的文字有五六百字之多。3月7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又开会,决定由省委书记处的同志携带这个“草稿”,分头下去传达,组织试点工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到安庆地区传达贯彻,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到太和县双浮公社搞试点,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到广德县誓节公社搞试点,全省各地陆续展开。
    几天后,根据曾希圣从广州打来的电话精神,省委将这个草稿定名为《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这个《草案》阐明了试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理论政策依据、好处、办法、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措施等。《草案》指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一个新办法。试行这个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多收粮食。
    3月7日上午,曾希圣在开完省委书记处会议后,即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曾希圣每天都与在合肥主持省委工作的桂林栖等同志保持着联系。在省委常委专用电话机旁,昼夜24小时都有人值班,随时听取曾希圣对试行“责任田”工作的指导,并及时把省内的试点情况向曾希圣汇报。在广州会议上,曾希圣把试行“责任田”的办法(草案)送交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还在华东小组会上作了介绍。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持不同意见者居多,当然也有赞成的,如邓子恢就加以肯定。为了消除误解,取得中央支持,3月15日上午,曾希圣与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一起到毛泽东住处。曾希圣把试行“责任田”的由来、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说实行“责任田”能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当即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很高兴,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桂林栖,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安徽省委接到曾希圣的电话后,立即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责任田”。3月15日当晚,在桂林栖主持下,省委把《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修改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连同省委推行“责任田”的一封信,连夜发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的这些措施,对“责任田“在全省的推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月17日,安徽省委批转了张世荣《关于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工作报告》。这是省委为推行“责任田”向全省地市县委发出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于是,全省立即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办法。
    正当全省各地广泛推行“责任田”之时,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一份关于安徽“责任田”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这份材料反映了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田家英在信中写道:“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其实,田家英当时并不了解安徽“责任田”的真实情况和对困难户照顾的措施,仅凭感情和想象,就写了这封信。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央几位负责人和柯庆施传阅。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柯庆施传达的这个指示与3月15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后者限制了试验面。因此,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等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实行这一办法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
    对曾希圣的这封信,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毛泽东虽然同意试验“责任田”,但又提出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而对曾希圣的信又未作答复。曾希圣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既然毛泽东规定了“责任田”的试验范围,曾希圣也只能贯彻执行这一指示。3月28口,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广州会议精神。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并指示省委办公厅电话通知下面停止推行。但由于“责任田”―出现就表现出巨大的吸引力,仅仅13天时间,全省已经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为贯彻中央精神,曾希圣组织了许多调查组分赴全省农村了解“责任田”的试行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及时把试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汇报。
    华东局和华东局农办对安徽推行“责任田”十分重视。当时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同志,是党内有名的善做群众工作、熟悉农村问题的领导干部,他在1961年四月初指派农办副主任董家邦来皖了解“责任田”试行情况,听取了省里的汇报,并深入社、队了解基层的反映。省委办公厅汇报时讲到:在较短时间内已有近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办法,这不是那个人下命令的结果,而是“不胫而走”,“闻风而动”,群众自己要求搞起来的。董家邦同志表示充分理解,对生产上出现的新气象也热情赞赏。在1961年华东局农办先后三次派负责人来皖调查研究“责任田”,一贯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并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帮助研究解决办法。
    4月10日至24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曾希圣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广州会议精神。并进一步讨论了“责任田”问题。曾希圣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充分肯定了“责任田”办法。
4月27日,曾希圣提议并主持以安徽省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写了《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把此前一个多月提出的“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改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报告对包工、包产和奖赔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并再次解释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至误解为‘分田’……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报告特别提出:“为了避免影响邻省,请求中央把我们这个办法告知他们,以免在群众中发生误解”。同时,省委又把这一报告转发给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党组、各大学党委、军区党委,要求他们在“有人前来了解这个办法时,请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解答”。省委还派出大批人员到机关、学校、厂矿、部队作宣传解释,使更多的人了解“责任田”办法的好处,消除疑虑。
    为了亲自掌握推行“责任田”的第一手资料,5月上旬,曾希圣又带领省直机关有关部门的干部,到肥西县合巢公社蹲点,亲自拟定与“责任田”有关的10个调查题目,即:新老包产办法对比调查、水利调查、耕牛调查、种子调查、食堂调查、困难户调查、三包一奖调查、分配调查、粮食购销调查和商品流通调查,经过深入调查,调查组写出10个专题调查报告,对具体指导全省试行“责任田”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5月23日,曾希圣主持起草并以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认真调查和全面总结“包丁包产责任制”的通知》。《通知》对调查的内容、形式、方法、要求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并特别强调:“地委第一书记要亲自组织和带领有调查经验的调查组,调查总结一两个典型。同时,指定几个县委有重点的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要先整理出各个生产队的调查材料,然后再由各地委写出综合性的总结报告。单个的调查材料和全面的总结报告,应同时报送省委。”
    在曾希圣和省委其他领导的带动下,全省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调查报告、情况简报和人民来信反映到省委。曾希圣对这些材料一般都要亲自过目,提出解决办法,答复各地请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从这年的3月到12月的10个月中,曾希圣亲自主持以省委名义发出的通知、批复和指示就有100多件。如怀远、定远等县委向省委报告,他们不打算推行“责任田”办法,要求实行包产到组的办法。曾希圣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以省委名义于9月8日向各地、市委发出通知,请各地、市委“考虑确定一部分社队不实行田间管理加奖励的办法,有的县如怀远、宿松、定远等,也可以不实行这个办法,以便进行对比研究。”“对于没有实行这个办法的县、社、队,不要批评他们,更不要勉强他们去实行。”
    1961年6月25日至7月19日,安徽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1958年以来安徽工作的经验教训,发动大家揭省委的盖子,同时总结试行“责任田”的经验。
正当石关会议进行期间,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北京路过蚌埠,通知曾希圣前往汇报。曾希圣连夜赶到蚌埠,在火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并再次汇报了安徽省试行“责任田”的问题。他首先简要介绍了“责任田”的发展情况,并指出:“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的办法(指“责任田”)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一)可能私心重;(二)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群众反映不光是包“责任田”有私心,评工记分也有私心,过去评工分是抢工分,现在是要把“责任田”种好,多吃超产粮。这个私心比过去那个私心好,这个私心能提高产量。毛泽东听后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毛泽东的指示使曾希圣如释重负,推行“责任田”就更有信心了。
    送走了毛泽东,曾希圣立即赶回岳西县石关,向出席省三干会的省委常委和地、市、县委书记传达了毛泽东“可以普遍推广”“责任田”的指示,并作了具体部署。从此,“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到8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加到74.8%”,10月中旬又增至84.4%。
    7月24日,曾希圣主持以安徽省委名义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写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这是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里,曾希圣和安徽省委就“责任田”问题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做法,概括起来说就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的小农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并强调指出:“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因为:
    ―、“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它并没有改变产品收入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收入仍由大队统一分配,社员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没有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这不仅表现在大农活是统一做的,而且小农活也是为了完成总的包产任务而进行劳作的,所以仍然是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的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二、“这个办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因为:“第一,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也没有改变产品的统一分配,既然以前包工包产没有发生两极分化,那么,就可理解现在也不会发生两极分化。第二,社员与社员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固然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工分会做得多些,超产也可能多一些,但是不可能无限度的增加。因为他们所做的工分是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包给的,是有一定限度的。”“至于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产,他们的收入虽然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要少一些,但是不会少于他们以往的收入,因为田间管理工都是按照他们门己的劳动能力承包的,而且又有许多关照,如帮助搞副业(养猪、养鸡、养鹅、养鸭等),包近田、好做的田;同时,产量比一般的田间管理责任田定得低一些,即使超产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可能会少一些,但不会少的太多。第三,在上述关照以后还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困难产,则从公益金中予以补贴,从救济款中给以救济,照着这样办法做下去,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三、“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社员的私心,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收益的私心,一是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关于对收益的私心问题,社员回答得很清楚,他们说:‘这种私心过去有,现在也还有,所不同的是过去的私心是暗的,如许多人混工、争工分,不关心农活质量,不关心庄稼生长的好坏,这种私心对生产危害最大。现在的私心是明的,大家想种好责任田,争取多得超产粮,这种私心和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对生产有很大好处。’对于这种明的私心,只要加以正确引导,经常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就能使大家把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关于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据我们看,也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触动起来。第一,因为社员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数量,是按照每户的劳动能力来确定的,不是按人分摊的,同时,田间管理责任田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每年都要根据劳力增减情况进行调整,这样就不会使社员把‘责任田’看成是自己的私有田。第二,包‘责任田’的社员只管小农活不管大农活,大农活仍是统一做的。第三,社员对田间管理‘责任田’只有操作权,没有所有权,正如工厂的机器、部队的武器固定给一定专人管理使用一样,这只会增加他们的爱护心理,不会增加他们的私有观念。”
《报告》特别强调指出:“总的说来,我们认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能够发挥对组织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
    这个《报告》表明: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对我国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探索和实际运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三、春华秋实,成效显著
    曾希圣在1961年4月间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到“责任田”时曾经说过:“这个包工包产的办法,还是初次试行,到底如何,还要由实践来检验。”“责任田”犹如种子,在春天播种下去,发芽、开花,遍布江淮大地,秋天全省普遍丰收。
    有人说,1961年比较风调雨顺,因而农业取得较好收成。其实并非如此。1961年春耕大忙时,一度少雨缺水,夏秋之间干旱也较严重,比1958年和1959年还大,但群众情绪安定,生产积极性很高,要不是贯彻了中央的十二条和六十条,以及省里试行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丰收是不可能的。
    1961年9月14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调查和总结两种包工包产办法的通知》,指出秋收即将结束,全年收成可见分晓,两种不同的包工包产办法(指“责任田”新办法和“包产到队”老办法)的成效和问题,在这个时候也看得更加明显。因此,要求各地要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各选择条件大体相同的生产队,深入地进行一次调查,加以对比分析,研究总结,以便改进提高。
    据1961年10月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对2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26个队,平均亩产粮食284斤,比上一年增产38.9%;另外36个不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平均亩产270斤,比上年只增产12%。繁昌县峨山公社铁厂生产队的调查材料反映,该队3月底实行“责任田”,全年预计粮食亩产638斤,比条件相同、没有实行“责任田”的宗塘生产队平均亩产402斤,高出56.7%。午季早稻、中稻的上交任务,都已超额完成。
    “责任田”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对安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实际达到180亿斤以上,比1960年增产50多亿斤,增产幅度达30%以上。由于农业丰收,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全省粮食库存也有增加,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城乡不仅没有饿、病、逃、荒、死的非正常现象,且有大批外流人员纷纷回乡种“责任田”。群众异口同声称赞“责任田”是“活命田”、“富民田”。各地集市贸易也重新开放,城乡市场出现了繁荣景象。粮食多了,价格也降下来了,淮北有的地方质量不好的鲜山芋的价格低于柴草,有的农民把这些不大好的山芋掺到柴草里当柴火卖。河南、山东、江苏等临近的困难地区,纷纷来安徽收购粮食,特别是山芋干。安徽也有不少农民主动将余粮拿到邻省邻县出售。外地来安徽购运粮食,不仅有用汽车、马车、板车、独轮车的,也有肩挑人扛的。河南省驻军还出动各种车辆帮助当地群众到安徽运粮,山现了一股繁忙的运粮热潮。
    安徽推行“责任田”取得了丰收,社员手中有了余粮,为支援友邻省份还在忍饥挨饿的农民提供了可能。这其中特别是对河南的支援最大,河南省可说是受益最多。新近放映的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其中有组织人到外地购买议价粮,以解决群众吃粮困难等场景,就是说的到安徽宿县、阜阳地区购买群众手中的余粮。1962年2月初,在安徽宿县地区召开豫皖两省协作治水会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纪登奎等人来到了宿县,他们向当时的地委书记孟亦奇说,请他代为向安徽省委汇报,对安徽干部群众对河南在粮食上的支援表示感谢,并且请求安徽完全撤销设置在两省边界地带的粮食关卡,以利于河南的群众到安徽购买和运输粮食。安徽从大局出发同意了上述要求。
为了适应到安徽购粮支援河南饥民的救急之举,经郑州和蚌埠铁路局商定,在1962年3月25日蚌埠铁路局公布了蚌埠郑州间临时客车时刻的命令,明确指出:“为解决河南省与淮北间旅客运输的问题,……郑州蚌埠间增开直通临客4对。”这4对列车的一个特点,就是大站、小站都要停靠,目的是便利河南人民下车购粮运送。据当年宿县火车站老工人李福德回忆,临客车厢完全由装运货物的高边货车或篷车编组而成,实行客货同行,车一到站,大批社员一涌而上,人就坐在粮袋上,盛况空前。河南群众坐上直达火车到安徽购粮,心里十分高兴,有人还编了唱词,用梆子腔唱了起来:“人民政府开了南天门,灾民坐上了闷子车,买回了救命的粮。”据河南省有关人士估计,从1961年冬到1962年春,河南从安徽淮北地区购进的山芋干达5亿多斤。从这件事也可看出“责任田”的重大功绩和广泛影响。
    四、“责任田”的夭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通称的“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11日至29日是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并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
从1月29日至2月7日,为第二阶段,主要“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政治局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刘少奇到安徽组,周恩来到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
1月30日晚上,刘少奇到安徽大组亲自坐镇。开会时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讲话时很严肃,很气愤,说安徽组开会不民主,要大家讲话。第二天,曾希圣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黄岩、李任之、王光宇被通知不参加会议,在屋里看简报、写检查。安徽大组进行背靠背揭发批判。
    2月3日,曾希圣在安徽大组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他认真检查了自己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曾希圣指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应该肯定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曾希圣表示:内心感到非常抱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安徽人民,对不起安徽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心里是十分沉痛的。
    刘少奇对曾希圣的自我检查,感到很不满意。他号召大家对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的错误进行揭盖子,发动大家揭发批判,整个会议的气氛愈加紧张。
    2月9日,曾希圣又在安徽大组会上作了第二次自我检查。他再次深刻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但对农业“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有所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进行批评,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曾希圣提出:“为了有利于安徽工作,我打破以前想做好工作恢复安徽局面的想法,请求中央调动我的职务,给我到一定地方去锻炼。”
    在这次安徽大组会上,刘少奇指责曾希圣“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并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由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七千人大会后,安徽有些领导干部也因为“责任田”问题而受到牵连。
    七千人大会后,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来到安徽,主持召开改组后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讨论改正“责任田”问题。3月20日,安徽省委正式下发《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过来。如果个别生产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仍可保留下来,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
    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传达贯彻后,全省开始改正“责任田”。但是,由于“责任田”办法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愿望,深得人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改正“责任田”的工作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但是,1962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点名批评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曾希圣在会上被迫作了检讨。
    10月12日至11月12日,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十三次全会,传达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改正“责任田”。11月26日,安徽省委又印发了《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要求在1963年春耕生产以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过来。
    安徽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后,全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县、区、社干部一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到各地农村强行改正“责任田”。从1963年开始,又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基层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责任田”被当作典型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到1963年11月,全省30.5万多个生产队,除了300多个生产队仍实行“责任田”外,“责任田”被全面改正。一场关于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创举,就这样夭折了!
    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1961年2月进行“责任田”试点,在全省大力推行,到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终于被取缔。在这一年间,曾希圣为“责任田”日夜操劳,精心指导,每一步都抓得很紧很细,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终于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盛行的情况下,倡导和推行“责任田”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具有丰富革命历练的曾希圣当然心知肚明,但是,为了使安徽千百万农民走出困境,他甘冒风险,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真所谓“苟利国家生死系,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责任田”虽然夭折了,但由于它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被广大农民称为“救命田”,因此,他深深扎根于农民心中,留下了希望的火种。15年后的1978年秋天,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鼓舞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安徽农民借鉴当年“责任田”的经验,又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农村改革揭开了序幕。
版权所有©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皖ICP备14018638号-1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红星路1号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电话:0551-2606853  邮编:2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