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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是怎样应对安徽三年困境的
  
来源:      作者:文/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课题组      发布日期:2014-11-14      浏览量:876
    安徽经过3年持续“大跃进”,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伴随“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肆虐,加上1958、1959年连续两年大旱,这也同时给安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到1960年终于酿成全省性大饥荒,出现了普遍的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
造成这种恶果的直接原因有五点:
    第一,农业第一线劳力被削弱。1958年全省农村共抽出近100万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1959年由于“持续大跃进”,这些壮劳力绝大多数未返回农业战线;1959年冬和1960年春又集中大批人力参加水利会战,每日在水利工地上的劳力达500万人。因此,农村留下生产的多为弱劳动力,而且,由于连年粮荒,吃不饱饭,体质下降,出勤不出活,生产效率低。
    第二,农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在实现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盲目扩大社队规模,推广供给制,急于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渡,普遍兴办公共食堂,错误地收回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挫伤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不少地方耕牛、农具大量减少,抛荒现象相当严重。
    第三,高指标、高征购。当时,农业生产指标过高,要求过急,随着高指标而来的是高征购。1959年、1960年连续2年发生相当普遍的卖“过头粮”现象,挤了农民的口粮,生活安排不落实,在粮食紧张时返销不及时。
第四,在生产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瞎指挥风,盛行形式主义,搞花架子,不讲效益。
第五,问题出现后不能及时得到反映和补救。反右倾运动搞到基层以后,致使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以致问题发展愈来愈严重。
    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直接造成市场供求关系的紧张。自1958年下半年,一部分生活用品就开始脱销,到1960年更为严重,肉食、副食品供应日趋短缺。1960年5月,城市居民、职工、干部开始凭票供应,每月供应肉半斤,糕点1斤。这是解放后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农业生产下降,必然影响工业。“大跃进”以来,工业发展远远超过农业的承受能力。1959、1960两年用于基本建设投资达21.5亿元,比“一五”计划总投资13.1亿元多8.4亿元,且大部分是工业投资,结果造成工业建设战线长、摊子大、效益低。全省大炼钢铁时,建起许许多多小高炉,后全部“下马”,造成了3亿多元的资金浪费。直接为大办钢铁服务的炼焦厂、耐火砖厂等,也随之倒闭。其它许多超过当时经济实力而建成的厂矿,因原料、技术、劳力等困难,也多数不能投入正常生产,发挥效益。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曾希圣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拼命工作,日夜操劳,甚至带病奔波,终因过度劳累,患了胃出血,经中央批准,因病暂时离开工作。从1959年10月下旬起,曾希圣到上海、广东休养和开会,直到1960年3月底才回到合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对安徽实际情况的及时、深入了解,甚至陷入了相当程度的盲目性。
曾希圣在外地休养期间,中央曾通知他去广州开会,他利用这个机会,于1960年1月27日(农历除夕),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回到了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资兴县牵牛坳村曾家下湾。
    他走进自家的房屋,在天井边停下来,环视了一下四周说:“还是老样子。”他想起年轻时,与哥哥曾中生一同参加革命,哥哥曾中生却惨死于张国焘之手。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重归故里,此情此景,使他难过、伤感。他尽力克制住情绪,没有表露出来。毕竟革命胜利了,他回老家来了。 
    晚上,曾希圣与叔叔曾经俗交谈。谈着谈着,这位长者竟发起了火:“哪见现在这么个场伙,白天做事磨洋工,晚上打着火笼开夜工。人累死了,活没干到!产量也假……”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曾希圣在村子里拜完年,便围着村子转了转。他看看山,山上光了,又看看园子,园子里没有一棵菜……他不住地摇着头。曾希圣同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熊超芝一起来到大田中,向他了解一些真实情况。曾希圣对他说:“你把大队情况向我讲讲,不要讲假话、大话,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没有做到的不要讲做到了。你是支部书记,要做实实在在的事,讲实实在在的话,群众才不会吃亏。”熊超芝不住地点头,他赞成曾希圣不讲假话、大话的意见,但他对说假话成风的情况无可奈何。他如实地说:“可现在,是这样的潮流啊!”曾希圣听了这句话,不由得微微一怔,他望着远处的山峰,沉思着,许久没有作声。当天上午,曾希圣便离开了故乡。
一路上,曾希圣闷闷不乐,同车的余叔问他什么事不顺心。他长叹一声说:“唉,群众那么苦,有人还在讲大话、浮话!我想与乡亲们说几句实实在在的话,都好难……”
    曾希圣的故乡之行,受到很大震动,使他对农村形势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了解。他联想到安徽的情况,联想到群众来信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又联想到安徽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郑锐曾向他汇报说,定远县和凤阳县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等情况,心情益发沉重。
曾希圣在外地治疗、休养、开会返回合肥后,面对安徽全省的困难局面,连续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各类座谈会,研究应对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着重强调下最大决心、做最大努力安排好群众生活,力求尽快稳定形势,扭转和改善局面。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初步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等文件。会议期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在中国正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使我国国民经济雪上加霜,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和损失。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指出:夏收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为此,中央要求各地立即采取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9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和降低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
9月19日,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压缩城乡粮食消费的指示》。《指示》说:我省今年部分地区还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从全国来讲,有些省区灾情比较严重,国家要求我们支援灾区的任务也是很大的。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压缩城乡粮食消费。这样才能留有余地更好地保证各方面必需用粮,争取主动。《指示》根据中央精神和安徽实际情况,压缩了农村留粮标准和城市供应标准。
    9月25日,周恩来为从安徽调粮、铁和煤,飞抵合肥。他先后与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的其他负责人谈钢、铁、粮、煤、水利等问题,并在安徽省级领导和厅党组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告诉曾希圣,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可能饿死在戈壁滩之中。曾希圣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尽管安徽也很困难,但在这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时刻,他当即表示:“请总理放心,安徽再困难,也要克服。”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各大区的派出机构。曾希圣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
    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济南召开会议,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参加会议,曾希圣也以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山东出现严重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会议期间,曾希圣与谭震林一起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三天后,曾希圣又回到济南,华东局的会议还在继续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免除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决定由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决定由谭启龙协助曾希圣工作。
    1960年10月9日,为了尽快扭转山东的局面,迅速恢复生产,曾希圣在对安徽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后,匆匆把家搬到了济南,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山东。他把五个孩子中的四个留在合肥:两个女儿寄住在副省长孙仲德家中,两个儿子临时到省军区西岗小学寄读。在山东,他从大量调查中发现了农村存在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他联想到此前回湖南老家时看到的村里情况,想到叔叔讲的社员白天干活磨洋工的一些话,以及安徽农村的有关情况,他认为除党的若干农村政策需进一步调整外,应下决心改革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所以,他到山东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要求山东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半所有制,即生产队下的小组有半级所有制,大刀阔斧地全面推行包产到组。同时,他又大胆地闯入另一个禁区――解散公共食堂。曾希圣先是在会上部署解散食堂,各户分灶做饭,这样既节省粮食,又可与冬季取暖相结合。但各地贯彻执行的进展不一,有的地方顾虑重重,不敢落实。曾希圣又以山东省委的名义下达通知,限期落实,取得了显著效果。另外,大力加强煤炭生产,改善煤矿职工生活,多产煤炭,确保工业和过冬需要。并在全省上下广泛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山东的严重局面初步得到扭转。
    1960年,全国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了进一步扭转农村的形势,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要求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指示》提出:“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随后,各地普遍开展以反对“共产风”、贯彻“十二条”为重点的整风整社运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曾希圣在山东坚决贯彻中央上述指示的同时,与主持安徽省委常务工作的桂林栖商定,于11月28日至12月12日,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二条”,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规定》,并安排了当前的生活问题。会议提出,从当年12月到明年4月,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要求彻底纠正“五风”。
    11月28日,就在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当天,曾希圣与各中央局书记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回到济南后,他听取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黄岩,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等人关于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汇报。曾希圣向安徽省委提出尽快成立生活安排办公室,由郑锐(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胡坦(省委财贸部长)、李鸿渠(省财办副主任)、丁之(省粮食厅长)四人负责,具体摸情况,算细账,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剂,解决缺粮农民的口粮。据郑锐回忆:我们专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逐县排队,抽多补少,凡是人均口粮不足半斤的县,调入粮食,超过的县则调出。我们按低标准、瓜菜代计算,每人每天只要有半斤粮,由农民自己起伙,就不会再饿死人。我们调动各种交通工具昼夜调粮,就像过去支援大军过江一样,甚至比那时还要紧张。此后,就没有再发生非正常死亡现象。
    1960年12月底,曾希圣从济南给安徽省委打来电话,对迅速解决安徽农村的突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961年1月1日,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桂林栖传达了曾希圣对工作的意见:
    (1)干部作风问题。“五风”很严重,特别是浮夸风,好事都浮夸,坏了都隐瞒或缩小,这些东西不下狠心是不容易反掉的。有的干部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群众生活,甚至不顾群众死活,这要下决心整好。我过去对“揭盖子”决心不大,在认识上是错误的,要下决心改过来,要彻底地揭。主要是接受教训,不是追究责任。犯错误的都一定要主动检查错误,这样,才能警觉起来,才能真正改正错误,不揭开,作风不容易纠正,群众情绪也就不能扭转过来。
    (2)退赔问题。要下狠心,坚决退赔,要倾家荡产。群众要什么就赔什么,要房子赔房子,没有房子就把招待所分给群众住,招待所的被子也可以拿出来赔。以后开会没有被子盖,就采取过去的办法,干部自己背背包,自己搭草棚子。办公桌也可以拿出来赔,自己苦一、二年。总之,要倾家荡产,这样才能把政策的信用建立起来,才能把群众情绪扭转过来,要使干部感到痛。否则,“共产风”是克服不了的。
    (3)群众生活问题。去冬今春,我们犯了不能容许的错误,农村非正常死亡很严重,死了许多人。主要是下面不敢向我们讲实话。我们有官僚主义,工作不深入,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今后要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不能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再发生这个问题,我们就犯罪了。
    根据曾希圣的意见,会议郑重地作出决定:(1)向中央写个报告,要求原计划调出的1亿7000万斤粮食准予免调,先行检讨,再说明情况。(2)成立6个调查组分赴各地检查群众生活。组长是:黄耀南、田世五、陈洪、张浩、洪沛、方振华。从省直机关抽300人参加调查组。(3)今年上半年的基本建设一概不上马。
    1961年1月2日,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突击治疗疾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并相应地提出了几条规定。其中主要有:l、关闭公共食堂,把供应的口粮发到户,让群众自己起伙;2、发动群众种瓜、种菜、采集野生食物,搞代食品;3、建立临时性的浮肿病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对浮肿、干瘦等疾病进行治疗;4、城市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村等。
    除上述各项紧急措施外,曾希圣根据中央有关部署精神,经安徽省委集体研究决定,从1960年冬季开始,对安徽国民经济开始进行调整。当然,这种调整仅仅是初步的。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在初步调整中,曾希圣对如何较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一些有益探索。
    初步调整的中心是加强农业,其他各部门的调整都围绕农业这一中心展开。其要点是,压缩工业、基建规模,精减职工,缩短战线,支援和加强农业战线。省委于1960年冬从省、地、县机关抽调了大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加强县、社的领导,抓好困难社队。他们和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纠正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错误,对平调社队的财物,限定各级部门于1961年春耕前偿付完毕,并帮助社队安排好生产和生活。
    1961年3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指示,要求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裁并部分厂矿,精减一部分职工回到农村,加强农业战线劳动力。到年底,全省精减城镇人口82.2万人,裁并工业企业1831个。与此同时,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重申农具、耕地、耕畜、劳动力固定到生产队的“四固定”政策;进一步制止了各社队间平调现象,稳定了生产小队的所有权;推行“五扩大”的生产方针,即扩大耕地面积,扩大春耕面积,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扩大复种指数,扩大良种面积,支持各地推行“责任田”等。
    在搞好农业初步调整的同时,对工业企业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主要是压缩重工业生产,扩大日用品的生产,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推行中央新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和其它副食品供应补贴,有效地提高了煤炭产量。对手工业进行适当调整,合理进行收益分配,缩小企业利润上缴比例。
在商业方面,在调整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同时,加强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组织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调剂。压缩了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集团购买力,腾出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同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恢复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沟通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城乡经济。
    在财政方面,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国家资金,控制财政支出,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继续对城市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供应,还按全国规定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供应,以扩大货币回笼。
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也相应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降低了发展指标,控制了发展规模。通过调整,调动了高教战线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教科文卫等事业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1961年6月25日至7月19日,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初步提出来了,曾希圣等几位省委领导人作了自我检查。
    同年8月,省委开始对1957年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政干部进行甄别,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政干部。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被错误批判处分的人道歉,并检查工作中的错误。
与此同时,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一个学习运动,分期分批组织党政干部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总结经验教训。到1961年底,全省共轮训干部8463人。这个学习运动,为广大干部提供了一个认真读书、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和总结经验的机会,使大家从理论上、政策上初步认识到“大跃进”出现问题的根源,划清了一些界限。通过轮训,广大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都有所变化,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初步消除了隔阂。这为克服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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