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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对新四军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卓越贡献
  
来源:      作者:文/刘以顺      发布日期:2014-11-13      浏览量:1493

    曾希圣是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他为新四军第七师的组建、发展和壮大,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
    一、精心安排,接应皖南新四军突围人员
    1940年6月底,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从事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因身份暴露,有受害之险,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安排下,他与叶挺等同志一道于7月底由重庆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同年10月,曾希圣奉命到津浦路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此后因敌情紧张,交通受阻,滞留无为。不久,军部电告曾希圣,令他停止北上,就地组织渡江指挥部,筹集渡船、粮草,接应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渡江指挥部很快在无为东乡临江坝成立,曾希圣任指挥长,孙仲德、张振坤、林维先任副指挥长。准备工作细致繁琐,但曾希圣安排得有条不紊,准确无误。正当接应渡江准备工作就绪时,军部于1940年12月30日又来电说,军部和皖南部队决定东进苏南,不从铜陵、繁昌北渡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曾希圣迅速从震惊和悲愤中冷静下来,领导指挥部立刻千方百计地接应和收容皖南突围人员。由于曾希圣安排周密,经过几个月的接应工作,有黄火星、王是桥、巫希权、张玉辉、李步新、杨明、李志高、马长炎等700多名皖南事变突围人员得到了妥善安置,从而使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干部战士得以保留,成为后来新四军第七师的骨干力量。
    二、临危受命,组建新四军第七师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委任新四军7个师的军政负责人,正式任命张鼎丞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3月17日,军部致电曾希圣,就成立七师及其编组问题做出指示:“决定孙仲德无为纵队,林维先挺进团及现有散布在皖南的部队,及已突围过江之皖南部队,均归七师编制:即由张(云逸)、邓(子恢)协同曾希圣商定编制办法,并开始工作。”同时,指定“七师活动地区,暂时以孙、林部驻地为中心,积极整训编制”。
    曾希圣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组建七师这副重担。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
    一是部队成员来源复杂。有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有巢(湖)无(为)地区的,还有从大别山区来的。由于原来从属于不同的地区和部队,经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要组建成一支步调一致、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急需进行整训。特别是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经过重创后亟待休整。但是,七师却没有整训部队的间隙。驻大别山的国民党桂顽为扩大皖南事变的“战果”,从白湖打过来,企图把我巢无地区部队赶到长江边消灭;日伪军也乘机于3月集结2000多人向巢无地区“扫荡”,正在组建的七师部队边组建,边进行反磨擦、反“扫荡”斗争。临时搭建的师部因此而经常居无定所,频繁搬家。
    二是领导体制关系不顺。由于师长张鼎丞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未到职,师部领导班子和机关还在筹建中,部队组建工作几乎是曾希圣一个人在挑大梁,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全面考虑,周到布置。当时,七师驻地皖江地区的地方党委是皖鄂边区党委,曾希圣是七师的政委,但在皖鄂边区党委内却不担任职务,本来七师来源就相当复杂,而曾希圣在地方又不是党委书记,这种没有理顺的领导关系,使得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很难统一认识,经常出现矛盾,使曾希圣这个“主帅”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三是思想认识比较混乱。部分同志对就地坚持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当前斗争形势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七师在皖江地区能否站住脚、能否发展壮大,心存疑虑。特别是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干部战士,信心不足,情绪低落,认为巢无地区狭小,部队势单力薄,没有发展前途,不愿留下,想到苏北军部或大部队去,个别干部居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不服从组织分配。
    针对这种情况,曾希圣决定在干部中整顿思想,提高认识,统一步调,以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41年三四月间,他与政治部主任何伟一起先后在无为三官殿附近和巢南山区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并学习中央和军部的指示,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说服教育。曾希圣首先客观地分析了坚持和发展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是,七师部队力量小,根据地建立晚,地方不大又比较孤立,与军部和其他师之间都有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阻隔。但是,七师发展也有一些有利条件:第一,干部和骨干好。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大都在革命烽火中久经锻炼,富有带兵作战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第二,地方党组织基础较好。皖江地区地方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相当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锻炼。第三,群众条件好。皖江地区广大群众与我军情同鱼水,抗战以来,在人力、物力上对我军源源不断地进行支援,给我军以极大帮助。第四,经济条件好。皖江地区不但人口稠密,而且物产丰富,为华中著名的鱼米之乡,有利于抗日力量的生长和发展。同时,曾希圣还向广大干部指出了坚持皖江地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第一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皖江地区是华中敌后我军的一个战略要地。它处于日军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路两侧,迫近南京、芜湖。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仅对日军的打击、威胁极大,而且使华中我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有了一块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二是对顽斗争的需要。在这里坚持斗争,就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就是证明抗日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则会遭到彻底粉碎。第三是人民的需要。皖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与我军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他们切齿痛恨敌顽串通一气制造皖南事变的血腥暴行,许多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闻讯后曾痛哭失声,一致要求我军早日重返皖南。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就可以保证广大人民免受敌伪顽黑暗统治的暴虐蹂躏。第四是我们本身的需要。皖江地区及其周围大别山、黄山等地区,原有广泛的革命影响。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但向四周发展有广阔的前途,而且还可成为沟通苏北军部、淮南二师与鄂北五师、苏南六师的枢纽。”
    通过干部会议和曾希圣的耐心说服教育,各级干部对坚持和发展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意义,及战胜困难的方针、策略有了明确统一的认识,对七师的发展前途增强了信心,从而为七师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基础。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东乡白茆洲正式成立。编入七师的队伍共有1900多人。下辖第十九旅,旅长孙仲德,政治委员由曾希圣兼任。下辖第五十五团、五十六团、挺进团。此外,还成立了独一营、独三营、特务营。不久,又成立了第五十七团。七师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东地区。另外,在皖南繁昌、铜陵、桐东地区,各有一些小块游击区。
    三、审时度势,确定初期隐蔽发展方针
    新四军七师建立后,怎样使部队在皖江地区站稳脚跟,稳步发展,是打开局面的关键一步。由于刚经历过皖南事变,七师很多人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满腔义愤,提出动员部队立即与日伪顽展开殊死搏斗。这种复仇情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着。他们片面地强调发展,提出马上铺开摊子,搭起大架子,大张旗鼓地同敌人拼杀,搞得轰轰烈烈的,以振奋一下新四军七师的士气。
    曾希圣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七师在初创时期应实行隐蔽发展的方针。他着重分析了七师活动地区和其他老根据地相比,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七师根据地建立晚,部队又是经历过皖南事变巨大创伤后重新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不到两千人,其中还有不少伤病员,装备较差,弹药也不足,不能与敌死打硬拼。其次,七师根据地不大而又比较孤立。其发轫地和中心区地域狭小,南有长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使部队活动难有回旋余地。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更使七师和军部及其他师之间都夹有一大块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军统治区,阻隔重重,比较孤立。再次,皖南突围部队刚到江北,敌顽就疯狂夹攻,部队需要迅速站稳脚跟进行休整。因此,曾希圣反复强调,要以坚持求发展,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在当前,“站稳脚跟就是胜利,坚持住就是胜利”。
    经过曾希圣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七师的广大指战员终于形成了共识,在七师和根据地初创阶段,必须坚决实行隐蔽发展的方针。
    4月中旬,军部在来电中肯定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并且指出,当前“对各部队不能给以过大过难的任务”,而应该“在许多胜利中来求得部队之扩大与信心”。“在无为应大力加强地方工作,改善群众生活,建立地方武装,以便成为我之根据地。”
    按照隐蔽发展的方针,七师所在地区的党政军组织机构相应作了调整:在党的组织方面,领导皖中地区的中共巢湖地委,不再以舒(城)无(为)地委名义活动,而正式定名为无为地委;原和(县)含(山)巢(县)无(为)办事处取消,在此基础上成立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七师暂不扩大编制,仅成立第十九旅一个旅,尽量减小目标,避免过多地招致敌人的注意。
    但是,隐蔽只是策略和方式,发展才是目的。而要求发展,就必须站稳脚跟,使七师党政军机关有个巩固的根据地。在以曾希圣为首的七师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到1942年初,初步建立了巢湖以南,白湖以东,淮南路以西,长江以北,以无为北部、盛家桥东部为中心的巢(县)无(为)中心区,使七师在皖中地区站稳了脚跟。
    四、向南发展,恢复和发展皖南地区
    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恢复皖南极为关注,非常重视。1941年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电报指示中强调:“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渐聚集一个二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3月17日,新四军军部在关于第七师编组的指示中,要求立即“派人过来铜(陵)繁(昌)地区做收容开辟工作,以便七师部队能迅速转移皖南活动去恢复工作。”根据上述指示,曾希圣从3月份起,陆续派杨明、彭嘉珠、何志远、巫希权等率领少量武装人员过江抵达铜(陵)繁(昌)地区,侦察情况和加强当地游击队的力量。4月,中共皖南特委书记黄耀南来江北与原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会合,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在无为县白茆洲重新组建了中共皖南特委,坐镇江北,依靠巢无中心区,指挥江南的敌后抗日斗争。李步新任书记,黄耀南任副书记。下辖泾旌太、铜繁芜、南芜宣、徽州四个中心县委。主要任务是:尽力恢复和保持与皖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保护党组织不受破坏,保护新四军家属及革命群众不受迫害。提出“打回江南去”的口号,领导皖南地区军民的对敌斗争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同时在皖南建立了铜(陵)青(阳)南(陵)党政军委员会,由何志远、杨明、巫希权、肖须知、王卓5人组成,何志远为书记,杨明为副书记。5月17日,皖南事变部分突围人员与皖南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会合,在泾县濂坑成立了黄山游击队。7月9日,黄山游击队一举打下旌德庙首乡公所,给皖南山区的地下党组织和零星突围、失散人员带来了希望。
    1941年9月,为了恢复和发展皖南地区,新四军第七师决定,以第五十六团的第一营为基础,与铜陵大队及几个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第五十七团。全团共5个连兵力。由梁金华任团长,陈仁洪任副团长,马长炎任政治委员,徐绍荣任参谋长,刘全任政治部主任。团部驻无为县白茆洲。之后,梁金华、刘全率领两个连兵力,进入铜陵、繁昌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拔除了马家冲等几个日军据点,扩大了敌后活动地区。
皖南部队抗日斗争的恢复和发展,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的抗日斗志。在七师组建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皖南部队经过艰苦斗争,在东起芜湖,西至大通,北靠长江,南抵南陵、青阳一线的广大地区内,以铜繁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开始形成。
    五、向外发展, 打通与周边新四军各师的联系
    七师所在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枢纽地段,也是沟通长江两岸新四军各师的中心区域。七师东北部,是活跃在苏南和淮南敌后的六师和二师;在西部,是独立战斗在鄂豫边区的五师。由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加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七师与靠近各师均夹有日伪顽统治区,处于孤立境地。
    为了改善这种不利的周边环境,曾希圣在部署七师建立和巩固巢无中心区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对部队作了稳步向外发展的全面部署,这就是: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展,打通与五师的联系;沿长江两岸向东发展,打通与二师、六师的联系。在具体实施上,曾希圣提出,第一步是向南向西发展,第二步是向北向东发展。
    1941年3月,曾希圣把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改建为第七师挺进团,团长林维先,政委彭胜标。3月中旬,挺进团离开桐庐无地区,向大别山挺进,开辟桐、潜、怀、舒、岳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并与第五师取得联系。挺进团进入皖西地区后,立即与地方党配合,大力做当地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群众中宣传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在桐西、桐南、桐北以及潜山等地,先后组建了7支游击队。4月下旬,七师挺进团团长林维先率领1个通信分队进入宿松,与第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张体学(四十二团政委)部在宿松县陈汉沟会师,打通了五、七师之间的联系。
    七师东北部的含(山)和(县)地区,是南京的西大门,也是七师与二师和军部之间的交通走廊,开辟和控制这一地区,对七师和整个华中新四军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曾希圣在重点实施向西向南发展的同时,也认识到开辟含和地区的重要性。因此,他于1941年10月,派第五十七团副团长陈仁洪和第五十六团副团长顾鸿各率一支精干武装进到这一地区。1942年4月中旬,曾希圣又与副师长傅秋涛商定,组建含和独立团,由马长炎任团长兼政委,顾鸿任副团长,率部开辟含和地区。在曾希圣正确的斗争方针指引下,含和独立团迅速打开了含和地区的斗争局面,并一鼓作气,于1942年6月至7月先后取得螺丝滩、百旺市、南义镇三战三捷,为开辟江(浦)全(椒)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2年10月,皖东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第二师中心区定远县藕塘发起大举进攻。新四军第七师奉命配合第二师进行反磨擦斗争。七师调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及独立团向和县北乡善后集方向前进,配合进行反磨擦斗争。在向东进军途中,拔除了顽军含山县北乡的孔村据点,歼灭顽军保八团的1个连。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60余支。孔村战斗后,和含部队作战方向便直指江和全地区。江和全地区,系指和县北乡以及与之接壤的江浦县、全椒县部分地区。这里是三县交界的边区,是新四军第二、七师的结合部。这个地区除日伪顽的统治势力外,土匪也多,还有刀会和三番子等帮会势力,社会关系复杂。在大部队未进入之前,先采取“政治进入”的办法,派一些做地下宣传工作的人员,分散到该区各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当这里的群众开始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救国为人民的军队时,新四军便派一支精干的侦察队进入江和全地区的八大禁一带,做刀会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和拜把兄弟等方式,争取了八大禁、张家集等地的刀会组织,使其摆脱了反动分子的控制,消除了对新四军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含和独立团乘机向江和全挺进,拔除了杨石巷、官渡等日伪据点,进入八大禁、石村庙一带。于是,江和全地区的局面便打开了,新四军七师与二师和军部的联系也打通了。
    1942年下半年,曾希圣还派七师五十七团一部沿江向东发展,进到芜湖附近,打通了与苏南六师的联系。
    由于在初创时期贯彻执行了曾希圣提出的隐蔽发展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周边稳步发展,在一年的时间里,七师主力部队已发展到4000多人,地方武装增加到2300多人,民兵达22000多人,活动区域由4000平方公里扩展到22500平方公里。广阔的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开辟,与五师、二师、六师和军部之间联系的打通,改善了七师原来孤立险恶的斗争环境,奠定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雏形,而且为皖南事变后遭受重创的华中新四军重振雄风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掌握政策,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
    曾希圣非常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认识到要创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有人民的政权组织。为此,第七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5月1日,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无为县白茆洲三官殿正式成立,县长由爱国民主人士吕惠生担任。县政府下辖9个区(共86个乡、909个保,约83万人口)。
    1942年5月,在皖中区党委的领导下,皖中参议会开始筹建。7月,按照“三三制”原则组建的全地区人民代表机关皖中参议会在无为县恍城区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庐江、桐城、繁昌等县的代表。会议期间,经过代表共同协商,组成皖中参议会。会议选举爱国民主人士金稚石任议长,周新武、陈可亭(爱国民主人士)任副议长。同时,选举产生了驻会参议员,成员如下:金稚石、周新武、后弈斋、胡治平、刘芳平、方琦德、陈四箴、陈建钧、王试之、胡厚培、李祝三、许移山、谷少凤、陈可亭、章幸元。其中民主人士占有很大比例。会上还通过了成立皖中行政公署的决议。选举吕惠生为行署主任,唐晓光为副主任。通过了皖中行政公署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成员如下:吕惠生、张恺帆、唐晓光、陆学斌、倪子干、倪则耕、张君武、章啸衡、金笑侬、徐冬荣、叶玑珩、何伟、叶进明。其中民主人士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参议会还修订通过了《保障人权条例》,保障参加和赞成抗日的一切人民的合法权利。皖中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权力机关,对于加快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投身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继皖中参议会成立后,无为、临江、湖东、和县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参议会。
    曾希圣和新四军七师、皖中区党委一贯重视财经工作。曾希圣指出:“军队是人、钱、地盘三件事情缺一不可的”。从行政公署到县、区各级行政机构中都建立了财经、粮食、货物管理、货检、合作事业等经济部门,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除了领导根据地军民贯彻中央“二五减租”政策和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外,还发展工业生产和兵工生产,建立金融机构,开展对外贸易等,并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设立商行,发展贸易。1943年4月,曾希圣等主要领导人决定把皖中货物管理总局由无为三官殿迁到汤家沟附近,并改名为皖中贸易管理总局,在汤家沟设立了“集成号”商行(取“集天下人财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之意),以便于打破敌人封锁,扩大对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克服经济困难。汤家沟是新四军七师通往敌占区的东部前沿阵地,地处无为东乡长江边上,这里对敌我双方都十分重要。新四军七师利用这一阵地,可以有效地控制皖中地区的粮油输往敌占区。日伪也唯恐断绝粮源,不敢轻易地侵占和骚扰汤家沟。正是由于利用了汤家沟这个阵地进行贸易,吸引了芜湖、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民族资本家与商人纷纷前来经商或洽谈办厂。镇上人口迅速由三四百人增加到2000余人,店铺林立,空前繁荣,被称之为“小上海”。对来根据地经商或贩运商品经过根据地向西进入大别山国统区的商人,只要不违犯抗日政府法令,不贩卖违禁物品,不偷税逃税,一律给予保护。这样,通过贸易,七师和皖中根据地以粮食从敌占区换回工业品,以工业品去换大别山的山货特产,再以山货特产去换敌占区的工业品。如此循环往复,贸易范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一般生活用品,扩大到西药、布匹、颜料、电池、无缝钢管、机械、发报机、发电机、以至炸药、武器弹药等各种军用物资。既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解决了根据地战时军需民用的困难,又积累了大量资金。
    为了开辟通向敌占区的多种渠道,开创财经工作的新局面,皖中贸易管理总局还运用特殊方法,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特殊关系,在日伪上层开展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比如,有个人叫汪子东,1944年曾经担任日伪芜湖市维持会长,经过七师敌工部的统战工作,他多次从芜湖运出西药、布匹、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子弹,皖中贸易管理总局则以黄豆、大米、和土产品予以成交。这样,汪子东完成了日军要他采购粮食的任务,七师部队则得到了武器和急需的军用品。后来,汪子东又引见了早有反战情绪的日军采购军粮机构南京“总力社”的高级顾问楠木。经过多次宣传和工作,楠木成了新四军在芜湖日本军营中的抗日代表。他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情报,亲自出面保释根据地反“扫荡”时被俘的军政人员。日军投降后没几天,楠木与日军驻芜湖部队头头吉村商妥,决定把一批武器交给皖中贸易管理总局转给新四军第七师。在几天时间内,他从芜湖亲自押船数次,给新四军运送了40挺轻机枪和大批枪弹。后来还经常往来于芜湖、无为之间,不断运送大批包括服装在内的军用物资给新四军。
    二是吸引“外资”,开办工厂。皖中区党委成立后,就制定政策,欢迎外地资本家和地主来根据地投资,经营工商业。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各地工商界人士纷纷来根据地投资经商或办实业,先后在汤家沟办起了公私合营的“裕民号”、“正大号”商业合作社,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兼营批零业务。在巢无山区,上海煤业资本家潘以三投资开办了肥皂厂、小煤窑。根据地其他工厂,如兵工厂、纺织厂、被服厂等也吸纳了外地的技术人员、设备和资金。
    三是开办银行,发行货币。抗战期间,金融秩序非常混乱,日伪为掠夺根据地的物资,用大量的伪币向根据地套购各种物资,破坏根据地的经济。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根据地的经济不受损失,1942年,皖中区党委禁止伪币在根据地内使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金融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发行本票及筹备印刷抗币。二是囤积物资,不积存伪币,并以此教育群众。三是成立资源管理局,进行以货易货,部分地实行实物征税,反对敌人以掠夺根据地物资为目的的金融政策。1943年6月,皖中地区的金融机构大江银行正式成立,并发行大江币,其币值为5元、1元、5角、2角、1角等。第一次发行总数为100万元。大江币发行之后,皖中地区的人民纷纷将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兑换成大江币,使大江银行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到了大量的法币和伪币,一部分作为师部到敌占区采购物资之用,一部分上缴军部以备地下交通急用。由于大江币的良好信誉,到1943年底,大江银行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中心区的金融阵地。
    新四军七师和皖中根据地同华中其他地区相比,财政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不仅满足了自身的需要,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以1942年为例,全年财政收入共2478.77万元,支援军部749.11万元,除全区开支外,尚结存189.15万元。1943年,根据地虽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反“扫荡”、反磨擦战斗极其频繁的情况下,皖中根据地仍然上缴军部190万元。此外,皖中根据地还向军部送去医药、布匹、银元等大批物资,并给皖南山区和赣东北游击队提供了不少给养。在《赖传珠日记》中,对新四军第七师卓有成效的经济工作曾有多次记载,并有“去电嘉奖”的字样。因此,在新四军中,当时就有“富七师”和“七师钱多”的赞誉。当时新四军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七师小弟弟,钱多粮食足,吃穿无忧虑,兵民抗战乐悠悠!”生动地反映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军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繁荣兴旺景象。
    七、周密部署,打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
    由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军交通运输线长江和淮南铁路的安全,1943年2月,日伪军成立了“皖中清乡司令部”,不久即向皖中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3月17日,日军从南京、江浦、芜湖、铜陵等地抽调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等部兵力6000多人,分成8路对巢无中心区进行奔袭“扫荡”,企图一举扑灭新四军第七师主力部队。日军此次“扫荡”,行动非常谨慎,在进至巢无中心区临近的地方后,分东、西、南三个方向并封锁根据地北面的巢湖,形成日军所设想的“铁壁合围”。
    面对日军的四面夹击,曾希圣等师部领导人立即决定,实行分路穿插,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时值雷雨天气,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向南一路,由副师长傅秋涛率领师部机关和警卫连,沿三水涧北面行进,在石涧埠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傅秋涛带领警卫连突破日军火力网,打开突破口,其余人员迅速夺路南进,终于绕至敌后。政委曾希圣和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率领部分师部人员,随独立团向北突围,沿途相继与巢县、东关的日军前锋展开了遭遇战。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行军和拼杀,于18日拂晓进入银屏区的大、小岭及附近的山村,山外则被日军重重包围。独立团和七师领导人在银屏山中被围困一整天。黄昏时,山下狼烟四起,日军发出联络信号,紧缩包围。在这危急关头,曾希圣令独立团在当夜分两路进行突围。由于夜间便于隐蔽,加之向导对山路熟悉,一路突破日军防线,进入猪头山、龙坑一带,从山口突出包围圈,撤至巢南。一路从姥山怀、高林桥一线突出包围圈,从而保存了主力。七师主力突围后,绕到日军侧背不断进行袭击,地方武装和民兵也广泛开展了“麻雀战”。同时,七师的和含、沿江、皖南等各支队,趁日军后方空虚,向东关、开城桥等日伪据点进行袭击,有力地配合了巢无中心区的反“扫荡”战斗。在巢无中心区,经过两日激战,毙伤日伪军300多人,粉碎了日军这次对巢无中心区的“扫荡”。
    日军不甘心第一次“扫荡”的失败,又于4月30日至5月6日对巢无中心区进行了第二次大“扫荡”。这次大“扫荡”,日军以十五师团为主,加上一一六师团的部分日军,并有伪军配合,共有2000余人,于30日晨从无为县城出动。敌人以300人到东、西王家。同日午后,从散兵、高林桥出兵约200人到万家脑、柑子树。第二天,又由开城桥出兵400余人到羊山,经朱家渡到严家桥。各路日伪军经新四军独立团和地方部队打击后,前进很慢,第三天才进到严家桥会合。5月3日,七八百日伪军由严家桥分三路向尚礼岗、魏家坝一线进犯。4日,400余日伪军又向羊山以南地区“扫荡”。这时,曾希圣和傅秋涛已率七师机关和部队分散转移。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连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于5月6日完全退出。这次反“扫荡”以七师完全胜利而结束。
    八、把握方向,领导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1943年7月,曾希圣任七师和皖江区党委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为了把好方向,他认真学习和研读了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和文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干部互评会上,有些同志给他提意见,说他工作方法欠缺,民主作风不够。通过学习和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曾希圣感觉自己以前确有疏忽之处,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也欠妥当,他表示要通过整风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水平。
    1944年,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进入全面审干阶段。曾希圣吸取过去各地错误“肃反”的惨痛教训,正确领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整风审干的指示精神,贯彻执行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与整风学习委员会讨论决定了审干中的几条原则:一是相信本人交待,看重现实表现;二是对现时难以查清的疑点问题,不做勉强结论,留待以后核查,仍干原来的工作;三是对生活作风不正和贪污不多钱物的问题,只要本人自觉检查,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就不予追究,或从轻发落。曾希圣一再重申,审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干部的优点和长处,使工作分配得更合理,以解决干部的不足;是为了把干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搞清楚,使干部安心工作,消除误会,互相了解,增进团结。他规定,凡是大的案件,都要交到整风学习委员会研究,不允许下面定性,从而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出现。
由于曾希圣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进行得非常健康平稳,没有冤枉一个人,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大家心情舒畅,增强了团结,全军面貌焕然一新,生气勃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七师已从刚组建时的1900余人发展到3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已从几个县的部分地区,发展到地跨800里长江两侧30余县,人口达300余万。这是皖江地区党政军民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同时,更凝聚着曾希圣的大量心血和贡献。
    九、奉命北撤,转战苏鲁豫皖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曾希圣和师长谭希林于1945年10月3日率新四军第七师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共两万余人撤离皖江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中旬,第七师主力全部到达鲁南。曾希圣与谭希林率部参加了津浦路战役第四阶段作战,胜利地完成了军部交给的任务。
    1946年5月6日,陈毅向中央军委请示后决定:第七师第二十旅及山东军区第八师第二十三团附炮两门,由曾希圣统一指挥,于3日内攻下枣庄。6月9日19时,枣庄战斗打响。在曾希圣等人的指挥下,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5000余人,国民党军指挥官王纲和王继美被俘。枣庄宣告解放。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曾希圣、谭希林领导第七师部队,在徐州前线和苏皖边界地区,先后参加了朝阳集战斗、泗县战斗和保卫两淮斗争。
    1946年10月,部队实行改编,新四军第七师被撤销,编入华中野战军,曾希圣调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1947年2月22日,华东局决定成立国区工作部,由曾希圣任部长,李步新任副部长。其任务是:向国统区派遣干部和部队,在方针政策上给予指导,使之形成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具有战略意义的华东敌后战场。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此后,曾希圣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参谋长。同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豫西军区,曾希圣兼任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后,曾希圣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领导豫西军区军民全力支援主力作战。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原地区全部解放。第二、第三野战军准备渡江南下。1949年2月,豫西、豫皖苏军区同时撤销。3月1日,  河南省委和省军区成立。从此,曾希圣离开河南,又回到了自己曾经长期战斗过的第二故乡――皖北。
    1949年4月6日,皖北区党委和皖北军区在合肥宣告成立,曾希圣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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