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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曾希圣传》札记
来源:作者:管理员日期:2019-11-05浏览量:0

  (一)“光荣的、战斗的一生”和一分为二的剖析

曾希圣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早在1922年就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又参加广州政治学习班,积极投身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正当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时候,曾希圣同志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明了为党的事业和革命的胜利奋斗终生的决心和信念。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从事军事和地方党政领导工作两个阶段。红军时期主要从事技术侦查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希圣同志担行新组建的新四军七师政委,大力建设和发展皖江根据地,转战苏鲁豫皖。新中国建立前后,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还曾一度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从事地方工作,主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曾希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后因身患重病而于1967年7月去世。1973年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解放谭震林、曾希圣等十三位老同志,并说:曾希圣同志虽有错误,但功大于过。现在他去世了,应当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粉碎“四人邦”之后,党中央于1978年7月1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曾希圣举行了追悼会,由胡耀邦同志致悼词,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粟裕、宋任穷、康克清等同志出席了追悼会。胡耀邦同志在悼词中说:“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曾希圣同志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对我革命根据地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南征北战,积极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军事情报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希圣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在《曾希圣传》的封底上,有两行醒目的黑体字:“我军情报破译工作创始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先驱”,可以说是曾希圣同志一生最大的亮点和贡献!有许多老同志回顾一生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时,常说自己早先参加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都是讲真情,说真话,真抓实干,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日益严重,党的生活很不正常,因此,假大空盛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遭受严重损失。曾希圣也是这样,可以说是两头冒尖,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头脑发热犯了错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在六十年代初痛定思痛,自我反省,认识到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并在行动上用大力推行“责任田”,从而摆脱困境,改善人民生活。人民也因此永远怀念他以可贵的胆识在全省推行“救命田”的功绩!

(二)《曾希圣传》的编写出版经过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大步迈进,各地成立了党史研究室,也有的叫党史资料征集编篡委员会,党史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了党史人物传,曾希圣同志也名列其中。

1991年3月,李先念同志向中组部部长吕枫同志提出要为曾希圣同志写传。中组部向安徽省委负责同志交待落实。在安徽省委的领导和安排下,很快成立了《曾希圣传》编篡委员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编委会首先开会研究了编写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公正客观地记述曾希圣同志的一生经历,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编写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搜集资料、采访有关当事人并得到湖南省委、山东省委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写出初稿后,广泛发给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又增添人员系统地查阅档案资料,走访健在的老同志,进一步修改充实相关内容。鉴于曾希圣同志对军事技侦工作有突出贡献,这方面材料又不便搜集。1992年经曾希圣同志子女请求,得到了原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军科院军史部抽调专人,在总参有关部门协助下,比较系统地整理出了曾希圣同志开创我军技侦工作,在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中所起重大作用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材料,成为《曾希圣传》的重要亮点。

《曾希圣专》编写完成并经送审之后,在2004年曾希圣同志诞辰100周年之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内部分发的《曾希圣传》。后又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实事求是,言之有据,具体分析,既充分肯定传主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和成就,也指出其所犯错误和教训,准确地反映几十年间的奋斗历程,更好地发挥人物传记资政育人、传承经艾勇基因,记取经验教训的重要作用。

2012年以来,又组织力量,拟定了修改方案。增加了一些章节,同时又深入曾希圣同志战斗过的地方挖掘有关资料,查阅和分析多方面的档案,力求正确反映历史事实,在总结经验教训上下功夫,既不护短,不掩盖遭受的挫折,又要澄清一些不实之词,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对原稿的修改上下了很大的劲,费了很大的力。然后又按规定报送主管部门审阅。审阅意见下来之后,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按照“改到位”的要求把书稿定下来。

解放军出版社对该书的编审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书的封面设计装帧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在封底上,加上了两行醒目的黑体字:“我军情报破译工作创始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先驱”,突出了曾希圣同志一生的两大贡献,也是本书的最大看点。

(三)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尽心竭力开创和强化军事技侦工作,立下赫赫战功

曾希圣同志在参加革命的早期,曾在武汉中共长江局军委任秘书长,后又转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积累了一些做情报工作的经验。1931年12月,曾希圣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当时,中革军委正在充实总参谋部所属各部门的建设,将无线电总队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与谍报科合并在一起,组成总参谋部侦察科,由曾希圣负责。1932年初,总参谋部下设的科改为局,按排序称为二局,从此曾希圣一直担任二局局长。

从1931年12月到1939年1月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他为我军技侦情报工作的创立、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红军夺取反围剿胜利和长征中化险为夷,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不朽业绩,为开辟对日侦察、加强抗日战争中的情报侦察发挥了开创、奠基作用。毛泽东等同志都对二局和曾希圣同志的开创性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毛泽东曾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像的。”周恩来同志称赞曾希圣是我军技侦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曾希圣奉命掌管二局工作,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对这项军事技侦工作又毫无经验。新的形势和任务促使他在勤学苦钻、发挥才智、勇于探索创新中成为我军技侦工作的开创者。随着无线电发报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国民党的军队中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和侦察。但对我国红军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既无像样的设备,也缺少破译的经验。曾希圣担任军委二局局长,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也是他面临的攻坚克难的新使命。他殚精竭虑,发挥个人才智,依靠集体智慧,在人手少、难题多的情况下,决心在摸索中前进,在智斗中取得成就。

万事开头难,他决心亲自带头攻克开头的难关,打开一条通道。他一面向已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请教,一面精心研究已掌握的各种资料,更重要的是他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带领二局人员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部队一旦占领敌人市、县,立即搜查敌人机房,收缴机要文电,从中获取敌军的密码,留下的文字材料,取得破译的线索。这一招果然有效。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取得宜黄战斗胜利,缴获国民党军的一些密电,有的已评出三十多家,曾希圣等人以此为基础,经过反复推演,终于将密电全部译出。在朱德、周恩来指导下,曾希圣等人终于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展密”,这是红军破译的第一个密码。这就为破译敌人其它密码奠定了初步基础。不久敌人就发现无线电通讯泄密,特请外国专家帮助编制新的“猛密”。这时,曾希圣为了适应技侦工作时间紧、难度大的特点,及时调整了二局的体制,把原来的侦收兼破译分开,一部分人专门负责破译,使破译工作专业化,以利集中全部精力进行钻研和破译,紧紧盯住敌人密码的变化,找出破译的办法;一部分人则专门负责侦听,紧盯主要侦听对象,有效地提高了侦听、破译的效率和质量。

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二局表现突出,大献身手,战功显赫。1932年10月蒋介石在江西加强兵力,对中央苏区和邻近的湘鄂赣、湘赣及闽浙赣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来势汹汹。而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已迁到中央苏区执行一套错误路线。使得红一方面军的直接指挥周恩来、朱德在指挥上困难重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周恩来、朱德更需依靠二局准确和及时的情报来作出决策,说服不同意见者。曾希圣不负厚望,源源不断地将敌军部署和调动情况报告周恩来、朱德同志,及时作出准确而又周密的布署。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一再打破了敌方合围红军的图谋,乘机有力地打击了敌军主力。这次反围剿共歼灭敌三个主力师的绝大部分,毙伤敌师长二人,俘敌师长一人及万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迎来了红军建军六周年纪念日,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鉴于曾希圣作出的杰出贡献,于7月21日联合提议授予曾希圣二等红星奖章。

更加值得大书特书,永留史册的是在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突破重围的经典战例中,曾希圣和二局发挥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之后,蒋介石调集十倍于我的四十万大军,妄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则拟北渡长江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方由于对川军的情况及其战斗力掌握不够,我军一度处于十分危急的被动地位。周恩来急忙赶到二局。要求迅速查明四周川军情况。经过紧急侦听和破译川军密电,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只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立即决策抓紧从这个空档中突围,西渡赤水突出了重围,脱离了险境。此后,二局又侦破获息蒋介石调整部署,派重兵追剿中央红军。于是红军又经太平渡、二郎区二渡赤水,红军、一、三军因迅速攻克娄山关、遵义,此役共歼灭敌吴奇伟部两个师、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蒋介石急忙飞抵重庆,密谋围歼红军于遵义等地。二局破获敌方部署之后,毛泽东将计就计,命令红军伪装就地徘徊,然后转而西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各路部队围剿。二局破获了蒋介石发给蒋岳、周浑元,严防红军再渡赤水的训令,以及在赤水以西地区围歼红军的部署,以及川军、滇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密电。毛泽东同志据此一面命令少数部队佯装主力攻击前进,同时指挥红军主力从国民党军重重围堵的缝隙中成功穿越,经二郎滩一带四渡赤水,把国民党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地区。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向南急进,寻机南渡乌江。这时,二局又侦悉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维队的主力有向南推进的动向。此时,该部与红军相距只有十多公里,红军处境十分险恶。当天深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和曾希圣等一起研究如何摆脱险境。曾希圣急中生智,提出绝妙一计。他说二局有破译国民党密码,包括破译蒋介石“专用密本”的丰富经验,熟悉蒋介石中央军往来电文格式、往来电报的程序和规律,只要假托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个命令电文,要求两部加速前进,按原定经经泮水向新场前进,以阻我西进黔西,就可以避免敌我两军于31日在安底,狗场、沙土地区遭遇,确保我军于31日全部南渡乌江。曾希圣提出的这一妙招,很符合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的特点,所以大家都拍手称好。于是立即拟定电文,用蒋介石近日使用的密码发出。曾希圣又坐镇侦察台,从侦听中了解乱军周浑元、吴奇伟的反应,获悉都已遵照执行,这时他才如释重负。就这样,红军又顺利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蒋介石的围剿图谋又以破产告终。

四渡赤水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转危为安的一个光辉范例。毛泽东也认为:“四渡赤水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叶剑英曾回忆说:“长征时,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把蒋介石的军队如放在手中玩儿那样。四渡赤水,老红军都知道嘛,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六十华里的地方,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前苏联费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的教材中把四渡赤水战例称为“神话般的奇迹”,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则称它为“今古奇观”。在当时,红军处于严重不利形势下,我军无线电侦察还处于起步阶段,器材老旧,人员紧缺,能够胜任如此紧迫、艰巨的任务,充分显示了曾希圣和二局同志们高昂的战斗精神,纯熟的技术才能,无比的聪明才智,善于探索密码规律的本领,难得的多谋善断,坚定的敌服致胜决心。

(四)临危受命组建、壮大新四军七师和建立、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经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派曾希圣到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加强情报工作。后来又随叶挺等人一起从重庆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当时就向叶挺提出要安排好曾希圣的工作,发挥他的才能和作用。

曾希圣先到皖南泾县六区新四军军部,在那里他全面了解了新四军的发展情况和战略地位。自从中共中央发出“大力发展华中”的指示之后,新四军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年10月军部派人护送他过江北上,到达了安徽无为。他了解了无为的历史和现状,地名的由来。他从当时的军事态势分析,认为这“无为之地”完全可以成为大有作为的抗日根据地。这时,军部突然电告曾希圣,军部和皖南部队即将北撤,要他就地组织渡江指挥部,做好各项相应工作。11月下旬,军部少量相关人员带着大批军用物资到达了无为。但很快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按北事变,曾希圣怀着悲愤和责任感,转而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千方面计做好接应和收容我军皖南突围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有700多名皖南事变突围人员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包括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新 支队政委冀火星军部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以及马辰炎、杨明、巫希权,这批经过长期斗争的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起来的指战员,成为了新组建的七师的骨干力量。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2月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七个师的军政负责人,张鼎丞为七师师长,曾希圣任七师政委。张未到任,实际工作由曾希圣一肩挑。七师当时主要由从皖南突围过江人员、孙仲德无为维队、林维先挺进团及现有散布在皖南的部队组成,总共有1900人。

根据当时情况,曾希圣决定七师在初创时期应实行隐蔽发展的方针,同时在干部中整顿思想,提高认识,加强训练,以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站稳脚跟的情况下,积极向南发展,恢复皖南抗日阵地。七师陆续派出有力部队抵达铜(陵)繁(昌)地区,又重新组建了皖南特委,提出“打回江南去”的口号,并不断加强派往皖南的部队,拔除了一些地方的日军据点。经过艰苦斗争,在东起巢湖、西至大通、北靠长江、南抵南陵、青阳一线的广大地区内,以铜繁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七师积极设法打通与五师、二师及六师的联系。由于日寇加经了对华中敌后的“扫荡”、“清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七师与军部和邻近各师均夹有日伪顽统治区,处于孤立境地。为了改善这种不利的周边环境,七师在建立和巩固巢无中心区的同时,作出稳步向外发展的全面部署。先派出挺进团打通了与五师的联系,后又打通了与二师和军部之间的联系,随后向东发展,派部队进到芜湖附近,打通了与苏南二师的联系,与此同时,七师有力有谋地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和围攻,拔掉了敌人的一些据点。七师自身则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七师已经由创建时的1900余人,发展为近3万人的队伍。

曾希圣同志党政军一肩挑,一面抓军队建设和作战,一面抓根据地的建设和拓展。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积极落实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生产,搞好财经工作。1941年成立了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皖中参议会,还先后制定了保障人权条例和保障人权决议案,充分保障人民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爱国抗日的积极性。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日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皖江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手抓杠杆子打日寇,一手抓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增强对敌半争的物质基础,增强人民群众爱国抗敌的积极性。在广大农村地区,认真贯彻了中央“二五减租”政策和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同时又组织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黄丝滩江堤,全长约6.5公里,动员民工约21万人。同时,积极倡导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工业生产和兵工生产。

曾希圣在根据地建设中体会到:“军队是人、铸、地盘三件事情缺一不可的。”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全面加强财经工作,进一步搞活经济,决定从行政公署到县、区各级都建立财经、粮食、货物管理、合作事业指导等单位,推动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皖江根据地还建立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即大江银行,发行抗币,即大江币,排除在根据地流通的伪币。还在汤家沟开办了“集成号”商行,同芜湖、南京、上海的商人加强联系,以便加强贸易流通。“集成号”购进的军用物资由七师供给部接收,民用物资则由“裕民商行”销售。

上述种种举措,不仅繁荣了皖江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七师的供给,还有力地支援了军部和兄弟部队。1942、1943两年共向军部上缴经费940万元,还有大量医药、布匹等物资和银元,并给皖南山区和赣东北游击队提供了不少给养。在《赖传珠日记》中,对七师卓有成效的经济工作曾有多项记载,并有“云电嘉奖”的内容。原七师锄奸部部长、后任浙江省长的李耒平曾对我们说,曾希圣是个军政全才,不仅能搞军事,而且能做政治工作,地方工作。所以,七师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能发展壮大起来,皖江根据地能巩固繁荣起来。

(五)在安徽大办水利建设中,坚持深入实际,依靠群众,尊重科学,为兴利除害作出重要贡献

李先念同志在为《曾希圣传》写的《序》中,根据他对老战友曾希圣的了解,对他的工作作风和胆识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注意调查研究,重视科学实验;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在安徽的水利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中国建立以后,曾希圣长期主政皖北和安徽。大家知道,安徽历来多灾低产,人民贫困,生活苦难多多。曾希圣十分看重治水抗灾,他深入调查研究气象水情,天时地利,求教于学者专家,查阅历史档案资料,跋山涉水,走访老农和沿淮群众,细心研究安徽大雨大灾、少雨旱灾的成因、危害和治理之道,力求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他对淮河水患的特点,对豫皖苏三省的相互影响和关联作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从1949年起,在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报告中,他对根治淮河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1949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水灾,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皖北地处江淮之间,连年水灾,今后要发展生产必须要解决江防与导淮问题。”“导淮问题……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实行“三省协同办理”。1950年淮河流域又发生水灾,曾希圣在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报告中又分析了三省的地理特点和灾情关联情况,再次提出要坚决实行“对淮河根治的方针,豫、皖、苏同时进行。”1950年8月毛泽东同志作出尽快根治淮河水患的批示之后,在8月、9月的治淮会议上,曾希圣同志带去了《皖北治淮结合救灾计划意见》,其要义在于:实行泄蓄兼顾、上下(游)统筹兼顾,既要防洪,又能防旱,开工越早越好,实行以工代赈。这些重要意见都得到了采纳,实践早已证明确是有的放矢,行之有效的。治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曾希圣在主持,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治淮工程中,特别是在几大水库建设中,他倾心竭力,深入一线,科学决策,保质按时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许多巨大工程。

首先体现了他不怕艰苦,摸清实情,群策群力办大事的工作作风。以兴建佛子岭水库为例,在测量定址的时候,他轻装简从,从农户家找来了一匹劣马,从霍山县城出发,边走边看,晚上在汪家冲农民家住宿,他和测量队一起研究水闸区地形图。次日又同地质人员到工地的荆棘丛中研究坝址的地貌地形图。在佛子岭他又走访了不少农民,听取他们对建设水库和农户外迁的意见。然后,他又骑马向上游而去,边观察边走访。他心中有了数,才最终确定坝址和建设方案。

其次,充分体现了曾希圣尊重科学技术,注重培育科技人才。他自己喜欢和善于钻研,他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也很尊重和重用,他在治淮中主要依靠著名专家汪胡桢等人,还经常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来论证,也很注意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同时,他十分注重培养本地的专家,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当时在佛子岭工地上办起了著名的“佛子岭大学”,响亮地提出了一边施工、一边学习的口号。教室就在指挥部会议室,晚上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带板凳来听课,讲课的主要是水利专家,也有工程技术人员,老技术工人。不仅讲一般科学技术知识,还着重讲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做到了教学相长,学用结合。这样做,不仅有利于顺利完成施工任务,还培养出了一批新的水利技术专家和骨干人员。

再次,表明他具有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善于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发挥水利的综合效应。在佛子岭水库作为我国自行设计、难度很大、效益很好的一座大型工程完成之后,又先后完成了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和磨子潭水库。这四座水库总库容达到57.14亿立方米。后又建成了龙河口水库。对于拦蓄洪水,减轻下游来水压力,遇到干旱,用来灌溉抗旱,具有很大作用,并且兼有发电、通航,向城市供水,解决工业用水的功能。佛子岭水库建成之后,曾希圣就在考虑怎样充分利用库水发挥对下游灌溉、抗旱、民用等作用。根据曾希圣的设想,六安地区曾编出了《淠右灌区工程初步设计书》。后来,又由淮委抽调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堪测,于1957年编制了新的工程规划。这时曾希圣的思路又有新的扩展,提出力争把水引向合肥、引向皖东,既解决合肥城市用水,又解决江淮丘陵干旱多发的困局。于是,又重新制定了淠史杭工程计划,千方百计组织人力、物力日夜奋战。遇到困难,省委、省政府尽力支持,曾希圣也常去检查、指导。1959年7月淠史杭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这年夏天又遭受大旱,淠史杭工程放水抗旱,发挥了重要作用。捷报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水利部为工程投资并提供了一批钢材,在国家计委立上了项目。淠史杭工程从1958年开始兴建,经过六十年的努力续建配套,不仅在防洪、抗旱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兴建了一批电站,提供了巨大的电能,还为合肥这个大城市和一批县城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提供了重要的水源。现在灌溉面积已超过一千万亩,供水人口超过一千万人。正如曾希圣为淠史杭工程题词所写:“劈山引水灌溉良田千万倾,兴利除害造福子孙亿兆年。”

(六)沉痛的教训、深刻的反思和明确提出纠正“左”的错误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起步是很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国家的过程中,也犯了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从1958年到1960年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次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开始,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显现出来,1958年又开始鼓吹“大跃进”,紧接着又大搞“人民公社化”,一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搞高指标、高征购,农业生产不升反降,征购任务则连年加码,不少地方农村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严重问题。

“左”的严重错误带来了全局性的灾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安徽当然也不例外,“五风”盛行,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发生了大量的饿、病、逃、荒、死。曾希圣同志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深感错误严重,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痛。他在这期间所犯错误,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与当时的大环境,全国性的“左”风猖獗分不开的,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要求前人。当然,也是与曾希圣本人热衷于跟风办事,缺少民主精神,体察民情不够,遇事好强争胜分不开的。他在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之后,一再表示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态和责任感,找出办法,扭转困局,把“三农”这件大事办好。早在1960年夏,他就在思索农村存在的问题根子何在?怎样改进农村包工包产办法。从1960年夏他就不断按县和社队干部研究,改进包工包产办法,听取群众意见。自此之后,他在全省性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包产到组和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等办法,直到1961年3月,经过试点,制定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案》,这就是推行“责任田”。同时,他针对“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出现的种种问题。经过长期思考,他深深感到这几年农村问题的病根,就在于一个劲反右,其实是犯了“左”的错误。在1961年6月底到7月中旬在石关省委招待所举行三级干部大会,着重检查、总结几年来安徽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经验教训。7月12日接到通知,毛主席的专列路经蚌埠,要曾希圣去汇报工作。曾希圣连夜赶往蚌埠,在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教训时说:“我们省委有两个错误是方向问题,一是把减产当成增产;二是把农村里本来是左倾当成右倾来反”。曾希圣当面向毛主席坦率而又中肯地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发生严重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充分显示了曾希圣的胆识和对党的忠诚。

在石关会议上,曾希圣于6月25日向大会作了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检查和经验教训的报告,归纳为十四条经验教训,其中着重指出:(1)不能因怕变落后而蛮干,而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按照客观规律去做。(2)要善于识别风向,对于正确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执行,对于传闻来的右的或“左”的东西,则必须坚决顶住,并从思想上加以澄清。(3)不要片面追求任务而不顾政策,要把任务和政策很好地统一起来。(4)对群众的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彻底根除恩赐观点,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把加强领导和由群众当家作主很好结合起来。(5)不能忽视农民问题,要经常研究农民问题,不断加强工农联盟。(6)不要被框框所限制,新的问题很多,大家都缺少经验,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对各种新问题进行深刻研究,要寻根究底,实事求是地找出解决的办法。(7)不能混淆事物的界限,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所出现的毛病,很多是由于没有把问题的界限划清而产生的。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混淆不清,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混淆不清。必须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分析能力,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8)不能对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不求甚解,要全面地深刻地领会其精神,要真正学懂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席再三指出,要冷热结合,要把敢想敢做和科学分析相结合,可是我们领会不够,在许多事情上犯了头脑发热的毛病。今后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必须加强学习,认真领会,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这篇讲话在全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仅感到曾希圣敢于讲了内心话,而且受到了很大教育。有人说曾希圣同志是“左”后反“左”,也有的人说1961年岳西石关会议是反“左”整风会议。事实确实是这样,1961年提出反“左”,不仅加速了农村“责任田”的推行,当年大见成效,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和扭转局面的精神状态上都大有改变,1962年有那么多人保荐“责任田”也说明了这一点。1961年7月,曾希圣明确提出纠正“左”的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能上告主席、下达广大干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七)、有识有胆推行“责任田”,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

面对农村日益严重的困境,曾希圣在调查和沉思中日益感到出现的问题根子在“左”的指导思想,要恢复和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生活,首先要解决好农业生产管理体制问题。为了克服分配一拉平,干活大呼隆的毛病,安徽省委先后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包工包产管理办法,搞三级半所有制,实际就是包产到组。与此同时,曾希圣一直在思考联系产量的田间管理包到户。经过深入调查,多方听取意见,特别是宿县褚兰公社小王庄老农刘庆兰上山开荒,自给自足,还向队里交粮交款的事例,都促使他下决心推行“责任田”办法。

当时省有关部门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有些报刊上纲上线批判包产到户的材料给他看,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些文章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参考,促使我们多考虑一些问题,多想一些兴利去弊的办法,搞得周密一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1961年3月初,他派张立治(十分熟悉农村工作)等四人到合肥市郊南新庄生产队搞试点。四个人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包括牛栏),便于联系各方面的社员群众,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诉说与要求。在几次座谈会倾听大家的心声之后,工作组曾提出三个方案让大家讨论:一是包产到组;二是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三是包产到户,超产全奖。社员的一致意见是搞包产到户,这样大家的干劲才会都使出来。我们看到许多老农期盼的目光令人深受感动。但也有人带着疑惑的神态发问:你们可能作主,按社员意见去办?我们的回答是:一定按大家合理的意见办。

在试点期间,曾希圣经常听取汇报,也到队里察看和研究,他听到群众提出水利怎样管?困难户怎么办等问题后,经过反复深思,明确提出了“五统一”,这就是: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统一、抗灾统一。得到队里干部和社员一致拥护。于是就很快形成实行“责任田”的方案,即《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又专门召开社员座谈会、劳模座谈会征求意见,最后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分别带着这份草案下去试点。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新生事物被大家认可,茁壮成长,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必然会遇到阻力,在前进道路上步履唯艰。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曾希圣带着试行责任田草案到会,广泛征求意见,邓子恢同志表示可行,也有负责农村工作的同志说,文件看不很清楚,实际上是不愿表态。在分组讨论时,曾希圣介绍了责任田办法,有的表示认可,有的感到担心,会有风险,有的则持有不同看法,说:“这是组织起来的单干”,“这是农民种田,向国家交租”,“这是回到土改分田的时候去了。”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曾希圣下决心尽快向毛主席汇报请示。3月15日一早接到毛主席秘书电话,通知曾希圣和谭启龙(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前去主席那里。他俩急忙赶去,毛主席已躺在床上,曾希圣汇报了“责任田”办法和试点情况,认为增产是确有把握的。毛主席表示同意试验,希望能多增产。还问谭启龙同志山东搞不搞,谭说没有打算搞。谭启龙同志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还颇有感触地说:“当时就是没有希圣同志的胆识”。

俗话说:好事多磨。正当“责任田”可以顺风顺水地推行的时候,来自安徽农村的一封信,反映一些困难户诉说搞“责任田”带来的种种困难,毛主席看后交待“责任田”可在小范围试行。这就引发了曾希圣根据各地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等写了一封信,根据全省各地试点情况,说明试行“责任田”后出现的种种新气象,结论是:“情况是好的,增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责任田”自身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虽然一再讲在小范围试验,但群众闻风而动,不胫而走,夏收前很快就有近40%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后来又不断增多。1961年7月中旬毛主席在蚌埠火车上对曾希圣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可以普遍推广”,全省大力贯彻,“责任田”普遍推开。

在1961年春,曾希圣就说过:“这个包工包产的办法,还是初次试行,到底如何,还要由实践来检验,我们是个算赈派,到秋后看。”秋后大多数地方取得了大丰收,一般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只有少数岗区,因夏秋干旱而有所减产,经过调查研究,省委及时发文此类社队可以调减包产指标。我们曾到一些地方调查,实行“责任田”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仅吃饱肚子,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有的地方还支援了友邻地区生活困难的群众,例如河南、湖北等地。不少社员家里还有余粮,要求多送日用工业员下乡,以农产品交换工业品。许多生产队和大队、公社还有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大家都忙着夺取新的一年有更好的收成。

这时,毛泽东同志热衷于推行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人民公社中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了。这时他对安徽“责任田”的态度也就改变了。1961年12月14日,毛主席在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找曾希圣和江苏省委江渭清同志去汇报工作,在谈话中,他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当时,毛主席问曾希圣:“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并提出:“安徽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改过来?”曾希圣在毛主席面前讲话,比较能放得开,他鼓足勇气,实事求是地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主席没有表态,但这预示着“责任田”的生存危机已经到来了。

1962年一、二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后期安徽举行大组会,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动员大家揭安徽省委的盖子,在发言中也涉及到“责任田”问题,会上结论有曾希圣犯了方向性错误的话,大家都把它同“责任田”挂起钩来。会上曾希圣同志在检查自己所犯错误的同时,对“责任田”等问题则有所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那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继续批评,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我们研究曾希圣下定决心推行责任田,一方面是他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感受很深,痛心不已,决心要纠“左”反正;另方面是他从群众的愿望和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和决心。遇到阻力和反面论调的时候,他总讲让实践来检验是非,深信实践出真知,新办法、新创举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成了他的重要精神支柱。

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改组了安徽省委,专门作了改正“责任田”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积极推行“责任田”,并且不认为有什么错误的同志,受到了批评。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狠批单干风,涉及到了相当一批干部。曾希圣多次向中央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来的,也是根据我的意见推行的,一切由我个人负责,与别的同志没有关系。他的用意是以此来解脱广大干部,而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这种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责任田”被取缔,受到夭折,是在所难免的。但深受群众欢迎而被称为“救命田”和“改革试验田”的“责任田”,由于在实践中体现了它的优越性,证明了它的可行性,而在大家内心深处扎下了根子,成为一项可贵的历史经验。

在粉碎“四人邦”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广泛推行开来,决不是偶然的,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胡耀邦同志1982年来安徽视察工作时,曾在干部大会上说:“曾希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李先念同志在《曾希圣传•序》中指出:“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开创新局面的作用。”“对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普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引路的作用。”可以说,曾希圣倡导和推行“责任田”,不仅利在当时,也可以说功在后世。这是他革命生涯中又一功垂史册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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