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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挺
  
来源:      作者:金仁      发布日期:2015-03-18      浏览量:533




    熊挺,原名熊光勋,金寨县沙河乡人,1905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幼读私塾3年,后因家贫辍学务农。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别山区播下革命火种,向穷人讲解农民痛苦的原因,宣传农民团结闹翻身的道理,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组建农民协会。痛恨社会黑暗的熊挺,初步接受了革命道理,于1926年加入农民协会,1927年春加入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惩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开办农民夜校等活动。5月19日,土豪劣绅请来反动军阀任应岐部官兵200多人到白沙河一带进行镇压,商南农民自卫军自发集中起来进行抵抗。战斗中,自卫军因武器低劣,损失很大,熊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战友们拿着火枪、大刀、长矛向敌人冲锋,在门坎山、段辟岭、挥旗山等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他被农友们称为“熊大胆”。
    大革命失败后,商城南部的农民运动也受到反动派的镇压,但熊挺认为,贫苦农民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因此在革命低潮时期的1928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逐渐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为了反抗反动派的镇压和统治,他参加了1929年的商南立夏节起义。在攻打卢银冰民团的战斗中,他一人缴枪三支,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官绅两人。立夏节起义后,他被编入乡苏维埃赤卫队任班长。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1年3月到1933年初,他先后任赤南县第四区区委宣传干事、区工会秘书、区委秘书、豫东南道委油印科科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斗争。他由于地熟人熟,又粗通文墨,写得一手好字,平时乐于助人,急公好义,在当地群众中有威望,善于联络发动群众,也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不但能引导红军和地方武装有效地打击敌人,而且在形势危急时,多次引导部队和机关安全转移,被评为党的模范工作者。
    1933年6月,红军和地方党政群机关中又一次“肃反”扩大化,熊挺因有文化被诬为“第三党”而被捕入狱,但他对革命有功而无反革命罪证,最后被遣散回家。然而他始终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在家乡积极恢复并参加苏维埃工作。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皖西北第一路游击师开展反“清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进行皖西北苏区保卫战中,他积极组织赤卫队员参战,并动员群众向前线送饭送水,支援红军打了一系列胜仗,受到各部队首长的表扬,被乡苏维埃评为模范工作者。1934年2月,他应邀参加皖西北第一路游击师任宣传员,在胭脂、麦园、斑竹园、丁家埠、关王庙、白沙河、牛食畈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拥护红军家属,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号召边战斗边生产,一手拿武器,一手拿锄头,保卫春耕生产,粉碎敌人“围剿”。6月,他被编入红八十二师,坚持皖西地区的斗争,掩护红二十五军向鄂东北转战。
    1935年2月,熊挺随红二十八军转战到舒城驼岭,被编入新成立的二四六团,在舒城、潜山、太湖、岳西、霍山一带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民团和反动势力,筹粮筹款,安置伤病员,全团很快由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熊挺任团政治处秘书。7月,二四六团主力再次被编入红二十八军,他随军转战于太湖、潜山、蕲春、英山一带,不久被编入红二十八军在蕲春的一支便衣队。他积极与地方党组织密切合作,发动群众,为红二十八军筹粮筹款,购买药品,掩护伤病员,输送兵员,坚持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7月,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当局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时,熊挺随红二十八军及各便衣队出山,到湖北黄安地区集结,进行休整、训练和学习。1938年2月,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熊挺先后任四支队七团政治部民运股长、组织股长,随军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
    1938年春,四支队七团、九团从黄安七里坪出发,经新县、商城、立煌、霍山,挺进到舒城、庐江、巢县、无为一带。在东进途中和驻地附近,熊挺带着民运工作队以敲锣打鼓演唱、演讲、贴写标语、与群众谈心等方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新四军的纪律与政策,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军参战,合理负担。他们还设法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在合肥、寿县、庐江地区就组织了三个游击大队,仅两个多月时间,每个大队就发展到200多人。
    在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时期,熊挺参与组织动员七团指战员在安(庆)合(肥)公路、六(安)合(肥)公路沿线作战,积极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连续进行大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铺岭、合肥西三十里岗、含山运漕等大小20多次战斗,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西犯行动,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情绪;同时在舒城西南山区和肥西、庐江西北部、无为石涧埠等地打击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群众利益。
    1939年1月,熊挺调到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四支队九团,担任政治处副主任,协助团首长做好新建部队的政治思想、日常管理和作战训练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5月3日,他随团长詹化雨率九团一部,夜袭淮南铁路南段东关车站,与日、伪军激战2小时,毙伤敌20余人,俘维持会副会长及日伪职员5人,破坏铁路数段。5月6日,又在怀远关帝庙将维持会卫队20多人全部消灭。28日,在合肥以西将军岭,出击岗集“扫荡”之敌,毙伤日伪军十余人。6月21日,袭击全椒四屏山日伪军,当场毙敌15人、伤4人。
    正当四支队在皖中、皖东英勇作战、打得日伪军昼夜不安之时,却发生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的大冤案。7月,以原四支队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并在部队开展“反高运动”,“肃清高敬亭流毒”,株连了不少干部,搞得人人自危。熊挺也被停职接受审查,要他交代、揭发高敬亭所谓“罪行”、有无密切关系和思想影响,以及与不久前叛逃的原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有无联系或同谋、同党,深挖内部潜在的“敌人”。他对党内过火斗争和极左的做法历来有不同看法和抵触情绪,认为在抗日救国、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历史关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只能发展,不能削弱,更不能因内部斗争而自毁长城。因此,他不顾自己受冤含屈,遭受牵连,实事求是,顶住压力,丝毫没有乱挖乱揭发,只是深刻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部队整编后,他临时分到四支队政治部,做些文秘、宣传工作。由于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经受了历史和现实的考验,1940年9月被任命为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1941年2月,四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四旅,他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反顽斗争。
    1941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熊挺根据二师政工会议精神,协助首长加强政治工作,健全政工组织和各项制度,尤其是做好组织工作。1942年在审查“肃托”和锄奸工作时,他因反对无限上纲、扩大打击面、任意株连的错误做法,抵制把少数干部仅仅因无酒喝、用白开水当酒碰杯就定为“托派汉奸”的轻率行为,而受到个别首长的错误批评和打击。当时,根据地外有日伪军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封锁、逼迫;内有严重的经济困难,土匪汉奸的袭击、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又发生冤案被错杀事件,而熊挺自己也屡遭打击。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动摇革命信念,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他忍辱负重、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
    经过在抗大八分校(原二师干校)的学习,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分到地方武装做政治工作。1943年,天长县和高邮县一部合并为天高县,属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熊挺任天高支队政治处主任,在天长县和高邮湖畔开展抗日反顽斗争,从事部队建设工作。1945年,他在设于盱眙县新铺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终于洗雪了百年国耻。


    解放战争初期,熊挺先后任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淮南军区独立旅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军区军工部政委、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原新四军二师四、五旅和四师九旅组成)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巡视团副团长,随部参加过苏皖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两淮保卫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抽调二纵南下,会同十一、十二纵组成苏北兵团,开辟威胁敌京沪心脏地区之苏北战场。为便于指挥,将苏中军区并入苏北军区,熊挺调任苏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先后参与组织指挥苏北部队开展益林攻坚战,解放新沂、海州、沭阳、灌云等战斗和参加济南、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熊挺先后任苏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警备第九旅政委,参加剿匪反霸和支持地方工作。自1951年起,历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等职。熊挺因病离职休息后,仍关心部队工作和国家建设事业,曾当选为江苏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参加革命以后,熊挺一直做部队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他年轻时以胆大、勇敢而闻名于乡里,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政治工作的熏陶,他成为胆大心细、实事求是、意志坚定、埋头苦干的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为了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规化军队,他和各级政工人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党治军,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堡垒作用,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提高政治机关威信,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严格地审查干部,适当配备、大胆提拔干部,建立干部教育、管理制度;加强阶级教育,启发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以马列主义及具体政策来教育指战员,不仅从政治课上、书本上,而且从文化娱乐上、以日常生活的事实来进行教育;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倾向,扫除建军障碍,加强思想建设,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各部门工作的健全与工作积极性,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健全政工组织和政工制度,加强政工队伍建设。在工作中,熊挺表现出模范的政治工作作风: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积极工作、深入群众,表现出工作的紧张性、突击性、创造性与灵活性以及工作的原则性。
    长期残酷、复杂的阶级斗争是导致党内过火斗争的重要原因,熊挺和许多同志都深受其害。因此,他在开展政治工作,特别是在干部审查和案件处理过程中,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有反必审,有错必纠”的方针,坚持原则,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对案件作出结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维护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团结和形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5年,熊挺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1年3月病逝于合肥,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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