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新四军人物介绍 >> 新四军人物卷3
黄知真
  
来源:      作者:周春燕      发布日期:2015-03-17      浏览量:1343

    黄知真,1920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的一个革命家庭。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北分区儿童局书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弋横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部长,新四军一纵队政治部秘书长、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一纵后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后勤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上饶专署专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黄知真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黄知真的爷爷黄菊,是黄氏家族9位先烈中唯一的非党员。黑暗的旧中国,在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黑暗统治下,他理解、同情和支持青年一代的革命斗争。1928年国民党军队逮捕了黄菊,威逼他写信劝说儿子黄道起义部队下山投降。面对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黄菊慷慨赴死。
    黄知真的父亲黄道,与方志敏、邵式平同为“江西三杰”。他1921年在南昌参与组织进步团体江西“改造社”,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因参加“三一八”学生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后返回江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回家乡横峰,与方志敏、邵式平等一同发动弋横暴动。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抗战时期,黄道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毒害牺牲。
    黄知真的母亲吴品秀,先后任闽赣省妇女部长、闽北苏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红军优抚委员会主任等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被敌“大刀会”掳去,流落于福建宁化一带,受尽了18年的折磨,1951年才得以与家人团聚。
    黄知真的两位叔祖黄球、黄琳和伯父黄端喜均是名震遐迩的红军英雄。黄球、黄琳都是“弋横暴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28年被逮捕后光荣牺牲。黄端喜,是黄道发动横峰农民运动的主要助手,曾任中共弋(阳)横(峰)德(兰)中心县委书记。1935年在作战中被捕,敌人将他剖腹开堂,残忍杀害。
    黄知真的幼年时代,处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斗争岁月之中,残酷的社会现实,尖锐的阶级矛盾,日趋激烈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农村大革命,一一发生在黄知真生活的姚家垅,把这个幽静的山村搅得天翻地覆。小山村之中悲惨的社会现象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给黄知真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私塾老师对他进行了文化启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同时对他进行思想上和社会常识上的启蒙教育。而黄知真家中那些为救国救民赴汤蹈火的长辈,那些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令人景仰的英雄,成为黄知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颗颗启明星。
    1927年秋,黄知真随父亲参加了赣东北起义。1929年冬至1931年春,父亲将他送到赣东北苏区所办的列宁小学、列宁师范读书,并负责学校的儿童工作。他的文化科学知识飞快地增长,为他日后在革命队伍中写笔记、做记录、起草文件及做报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儿童工作也成为他职业革命的起点。


    黄知真7岁时就由父亲黄道引领上革命道路。每当父亲与方志敏、方志纯、吴先民、邹琦、邹秀峰等同志到姚家垅汇合,白天串联,晚上开会,黄知真为他们站岗放哨。方志敏常夸他机灵、聪明,称其为“红色小警卫员”。
    弋横暴动胜利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扩大至整个信江流域。黄道将黄知真送到根据地列宁小学就读,后又于1930年转送至葛源列宁师范附属小学学习。1931年,黄道调至闽北根据地工作,他将儿子黄知真托付给方志敏照看。这年春后,黄知真也从列宁师范毕业,方志敏将他分配到赣东北工农剧团工作。1932年,方志敏又将黄知真调任闽浙赣省儿童局巡视员。方志敏认为黄知真自7岁起从事革命工作,其政治素质和工作潜能大大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水平,有必要将他放到更加艰苦、更加复杂、更加自立的环境中去锻炼提高。第二年黄知真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1933年冬,国民党10万兵力进攻闽浙赣根据地,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主政闽北。1934年1月,黄知真由方志敏派出的交通连护送抵达闽北苏区首府大安。中共闽北分区委正式任命黄知真为共青团闽北分区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闽北特区儿童局书记。此后1年多,黄知真与共青团闽北分区委书记曾镜冰、共青团闽北分区委组织部长左丰美等同志共事,领导闽北少年儿童,发展儿童团、共青团组织,配合苏区中心工作,开展拥红扩红运动。1934年冬,黄知真调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在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年幼的黄知真无论行军打仗,还是衣食住行,都与普通战士一样,没任何特殊。别人没鞋穿,他也打赤脚;别人饿肚子,他也没饭吃。父亲黄道还让黄知真利用行军、宿营的空隙,进行宣传鼓动和教文化、唱歌,鼓舞士气。他这个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便比谁都更忙碌。每当战士们紧张行军一天疲惫不堪时,只要一看到15岁的黄知真出现在眼前,便强熬苦撑着,不言苦、不叫累,作为他的大哥们怎好意思言苦累呢?战友们众口一词:“黄知真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旗帜,激励着大伙,克服艰难,战胜险阻,走过崎岖,步入坦途。”


    闽北红军自三港突围丢失电台后,即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断绝了联系。只能从敌占区的报纸、文章中揣测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信息。1937年,黄道从搜集到的报纸新闻消息中得知,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党的工作重点应由国内阶级斗争向抗日救亡大方向转轨。1937年8月,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黄道、曾镜冰联名致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建立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议。9月,中共闽赣省委又派专人致信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再次提出地方国共合作的主张。
    在得到熊式辉的愿意会谈的信函后,闽赣省委决定进行和谈,地点选在光泽县霞洋乡大洲村。我方的条件为: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释放“政治犯”;三、划定红军驻防地点,负责红军粮饷和军需供给。如国民党当局能接受我方以上条件,红军承诺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不再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黄道和省委还决定黄知真、邱子明为闽赣省委的全权代表出席谈判。
    黄知真当年才17岁,黄道让儿子黄知真代表出席谈判,一方面是表明中共闽赣省委和他本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他宁愿让黄知真去冒生命危险,也不愿其他同志冒此风险。大洲谈判,国民党派老奸巨猾的军方代表周中诚和高楚衡参加。国共谈判是一场双方比智慧、比意志、比技巧的斗争,也是对身负重任的黄知真的领导素质的测试、考验。谈判按我方提出的三条件逐一议定。
    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黄知真首先阐明两党和谈的政治基础和闽赣省委的三项基本原则。国民党方高楚衡和周中诚在大的政治原则上笼统表示同意,却提出“政治犯”关押于闽赣两省,他俩的授权范围只限于江西,无法顾及福建。黄知真针锋相对指出,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是因为主张抗日而遭逮捕,既然国共双方同意合作抗日,就没有理由不释放这些所谓的政治犯。高楚衡、周中诚哑口无言,只得同意释放所有关押于闽赣两省的“政治犯”。
    关于红军驻防地点问题,闽赣省委内定是崇安或铅山,因上述两地都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可以保障红军安全、保存土地革命的成果。黄知真首先提出以崇安为驻防地。国民党方代表拒绝,因崇安是闽北革命的中心,国民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红军逼出崇安,国民党当局深知问题的要害,绝不同意红军驻防崇安。黄知真因势利导以退为进。随即提出,既然老苏区崇安令二位如此为难,我方也就不坚持了,那就以铅山为驻防地吧。对于铅山,国民党代表高、周二人无异议,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符合闽赣省委初拟方案。
    关于红军粮饷的军需供给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有困难。黄知真解释道:对于红军来说,粮饷、军需过去都不是问题。由于现在我方已作出不再打土豪分田地的决定,因此才需贵方提供。国民党方高楚衡听出了黄知真的言下之意为:过去10年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筹措粮饷军需,现如今国共合作抗日,国方若不供给红军,红军只好再打土豪自给。高、周二人商议后,只好同意我方要求,供给红军粮饷军需,红军下山改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即可。国共双方协商一致,“大洲谈判”达成协议。17岁的少年黄知真圆满地完成了闽赣省委交给的任务。


    大洲谈判后,黄知真被派回赣东北任中共弋(阳)横(峰)地区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河口狮山中学学生),任务主要是恢复和重建皖南和赣东北地区的党组织。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江西南昌成立,同时成立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高举抗日旗帜,联系接待南方八省下山抗日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伸入华中腹地,京、津、沪、宁、杭等地相继沦陷,南昌成为东南最靠近前线的主要城市,东南各地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南昌,南昌成了整个东南地区青年工作的重点。这时,黄知真调来南昌,任东南分局青委委员(书记陈丕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部宣传部长,参与创办了《青年团结》半月刊,指导与呼唤爱国青年走向前线,到战区去,到敌人后方去,动员了数千青年奔向新四军,充实了新四军新生力量。在南昌,他认识了许多过去慕名已久的各根据地领袖,如项英、陈毅、曾山、刘英、涂正坤、陈丕显、谭启龙等。曾山、刘英、涂正坤、陈丕显、谭启龙和被他们称为“小老弟”的黄知真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名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称东南局)也随军迁至皖南。黄知真凭他特有的青年人的气质和苏区开展青少年工作的丰富经验,建立了军部各单位的青年队,把分局系统下的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活跃了各单位、各机关的政治气氛。
    1938年秋,黄知真调任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长兼歙县、休宁地区特派员。皖南特委的前身是皖浙赣省委,统辖原皖浙赣地区22个县,是国民党统治区。黄知真来到歙县、休宁地区时,就敏锐地发现这一带虽然是红军时期的老游击区,但在国民党长期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的组织多次被摧残,老的党员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调走的调走。抗日战争爆发后,重新建立起党组织,党员大多为青年、学生,多集中于平原、集镇。黄知真马上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组织现有的一批县、区青年干部,集中学习,补上阶级教育这一课。之后,又带这批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偏僻、穷困的山区去开展农民工作,发展工农成分的党员,并建立秘密武装,以应付时局的变化。他为歙县、休宁地区党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5月23日,黄知真的父亲黄道为国民党反动顽固派谋害,东南局派他回江西去处理丧事。他赶赴江西后,调查了解到父亲被害真相,国恨家仇,使他政治觉悟提高了一大步。
    1940年春夏之交,黄知真奉命调至乐平任县委书记。他在乐平工作了约5个月,重点抓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黄知真到达乐平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发动反共高潮。黄知真对乐平全县党员构成进行分析,认为在400名党员干部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是过去红军时期入党和苏区失败后回原籍坚持斗争的老党员,他们都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是乐平党组织的优势之一。因此,黄知真和乐平县委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派党员打入国民党的乡政府,掌握部分武装;另一方面派人与正在横峰、德兴、弋阳、乐平交界处活动的杨文翰游击队联系。很快,组建了一支小型游击队,在乐平与波阳之间活动。
    1940年10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局命令黄知真返回皖南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因为在赣东北,黄知真的名字太红了,不太容易隐蔽。1940年下半年,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顽固派蠢蠢欲动,不断发动摩擦、挑衅。同年秋,东南局和皖南特委对所属干部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和分配,凡是身份公开了的干部,全部撤走或随部队行动;凡是身份未公开的干部,则留下一部分在当地隐蔽斗争。黄知真与黄道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第三战区无人不知,因此被列入转移干部名单。1940年底,黄知真随同第三批干部撤离皖南,l941年春到达苏北。这批干部刚刚撤离泾县,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统一指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各抗日部队。华中局成立后不久,分配黄知真到苏中地区工作。5月,黄知真抵达苏中。当时,苏中区党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布置减租减息工作。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即派黄知真到当时处于全区中心地位的东台县任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长。根据苏中区党委的指示,东台县划分为南北两片,由县委委员分片负责,其中,县委书记杨辛和组织部长何庆分管台南工作,县长李逖和民运部长黄知真分管台北工作,黄知真具体负责台北党的工作。5月中旬,黄知真到达台北小海。7月,敌人对盐阜区大“扫荡”,占领台北白驹、刘庄、大中集、新丰、裕华等集镇,在东台与潘家墩之间建立了封锁线,将台北与台南分割开。中共东台县委和东台县政府迁至台南打游击。苏中区党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设立台北分县委,由黄知真任分县委书记,负责坚持敌后斗争。
    1941年8月,新四军第一师二旅进攻台北裕华镇。二旅政委刘培善、政治部主任陈时夫召集黄知真等台北党、政负责人开会,研究地方支援、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问题。会后,黄知真率台北分县委成员深入基层进行动员、组织工作。一次,他带着警卫员到盐区,突遇一支小分队日军。他沉着地与警卫员边打边撤。战斗中,警卫员不幸中弹牺牲,黄知真孤身一人继续与日军周旋,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奔跑,一口气跑了5公里多,躲入群众家中,幸免于难。脱险后,黄知真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带领群众挑弹药,抬伤员,做向导,冒着生命危险把各种战斗物资与食物送到前沿阵地,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1941年9月中下旬,中共苏中区党委决定调黄知真回区党委工作,任组织部组织科长、干部科长。1942年春,黄知真调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他认为“这次学习大有收获,好好地读了书,总结了经验,特别是整顿三风,使自己大开眼界,清醒了认识”。
    1942年12月,中共华中局决定抽派黄知真与王胜、邱相田、陈洪、谢乘等富有经验的红军干部到浙东工作。黄知真等人奉命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阜宁集中,然后由五十二团护送,越过苏北日军两道封锁线,到达苏中新四军第一师驻地。1943年1月,中共浙东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黄知真率邱相田、李乐山、王梦兰、苏扬、田井到三北地委工作,黄知真任三北地委组织部长、新四军浙东三北自卫总队政治部主任。2月5日,黄知真来到余姚县王家埭,与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会合。地委主要领导进行分工,书记王仲良主管全面,分管政权和地方军事,黄知真负责党和群众工作。
    根据三北地委的分工,黄知真首先倾注全力,系统全面地领导了党的建设工作。1943年3月上旬,中共三北地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黄知真协助书记王仲良制定了三北地委工作计划,从组织上调整各县县委人选,正式组成慈镇、慈姚、余上3个县委。中旬,黄知真主持召开了三北地委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确定党的组织工作方针是巩固整理现有地区,推进新区、边缘区的建党工作。
    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黄知真根据会议精神,将发展、整顿与教育三者同步进行,大刀阔斧地狠抓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很快开创了三北党的组织工作的新局面。在半年的时间内,三北地区发展新党员728人,建立党小组155个,分布在61个乡,新增党员人数是过去4年发展的总和。1943年秋天,三北地委进一步调整组织发展区域,决定慈镇县的发展重心放在慈东、庄市,慈姚县的发展重心放在慈西、慈北,要求消灭空白点,做到每个乡都有支部。到1943年10月,又在秋收斗争中发展党员349人。
    1943年秋,浙东军民经过艰苦奋斗,在与日伪顽的三角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仅坚持了三北游击根据地,而且还开辟了四明、会稽和金萧3块新根据地,初步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这一根据地的建立,引起日伪顽的极端仇视。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2万余兵力,勾结日伪军,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发动了第二次反共战争。1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三北制造了震惊浙东的“慈庄事变”。
    1943年11月6日,国民党慈溪县自卫总队悍然背弃与中共商定的互不侵犯、共同对日的协议,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中共慈东区委、庄市区委工作人员和三北经济委员会部分干部以及农会、民兵骨干等130余人,枪杀22人。中共慈东、庄市两个区委及其办事处被迫撤离。
    针对上述突发事变,中共三北地委在慈北五磊寺召开干部会议,黄知真就加强反内战动员、巩固党的组织、改造政权机构、整理群众团体等方面工作作出全面应变部署。12月,黄知真又主持召开三北地委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对目前所处的形势、党的组织工作方针和任务进行研究。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三北地区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坚持斗争、积蓄力量,保持自己,主要任务包括两项:一是为争取反蚕食斗争和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转变大发展时期的作风,重新调整和配备干部,必要时各机关、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率领短小精干的游击小组,配合主力部队活动;二是支部教育以坚持斗争为主,注意保存、积蓄力量,注重进行形势教育和气节教育。会议结束后,黄知真选择龙山区太平闸作试点,派田井带队去整理支部工作,在摸索初步经验后,又亲自主办基层党员训练班,推动三北党组织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巩固和发展。
    浙东根据地创建之初,党组织就十分注意发动减租减息工作。但由于战争频繁,减租减息还只是停留在宣传阶段。1943年春,三北地区率先开始实行减租减息。黄知真负责这项工作,他采取大胆而谨慎的态度,将三北地区减租减息运动有计划地稳步推进。
    黄知真组织干部分别在三北的沿山、沿海和平原地区,选择不同类型的乡村进行深入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各县土地状况、每亩产量状况、各县阶级状况、各县租佃情况、关于佃权问题。调研小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慈西区云湖乡、慈姚县盐区和龙山区范家市、太平闸4个典型调查。
    1943年8月,黄知真在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三北地委《关于今年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简称《决定》),全面修改了国民党减租法令与修正减租法令,重新订立了有关租佃形式和租额的基本原则,变更了原来结构不合理的评议会,重新提出了组建评议会的新办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佃业双方的所持的政治态度和处理佃业矛盾的原则。黄知真代表三北地委起草的《决定》是浙东根据地较早较为完备的一部法令。它的颁布,推动了三北及其附近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
    1943年,三北地区共有l05个乡实行了议租减租。与上一年相比,每百斤粮食交租率由38斤降为29.7斤。1944年秋收后,三北地区完成征粮任务l2万石,位居浙东根据地各区第一。三北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三北根据地成为浙东根据地的稳固后方和运输枢纽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一片大好,德国在欧洲的失败已成定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处于崩溃边缘,中华民族经过8年浴血苦斗,以空前惨烈的牺牲赢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向全党全军发出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抓紧有利时机进行反攻准备的指示。在此前后,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奉命从苏中南下苏浙皖边,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浙西、浙东的新四军部队,并取得了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
    1945年5月底,中共浙东区党委奉命向南发展,打通了浙东与浙西的联系,决定将中共三北地委与四明地委合并,成立以王仲良为书记的新的中共四明地委,同时调黄知真到会稽地区开辟工作,内定黄知真为即将成立的中共会稽地委书记。6月初,黄知真带领五大队一中队和一部分地方干部到达绍兴县汤浦区花坎,成立中共绍(兴)嵊(县)工委。黄知真以浙东区党委绍嵊地区特派员名义领导绍嵊工委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先后在绍嵊地区的汤浦、三界、东关一带通过剿匪、反霸和二五减租运动,建立了各区农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正式成立了东关区署。8月上旬,绍嵊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黄行素牺牲。黄知真亲临三界陈村,主持召开追悼大会,号召广大军民继承烈士无私无畏、赤胆为国的英雄气概,抓紧有利时机,尽快打开绍嵊地区工作的新局面。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黄知真奉命调任四明地委委员(三北、四明两个地委合并)兼三北中心县委书记,主持三北地区的全面工作。在当时全国时局骤变的情况下,他先后贯彻执行了胜利接管、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和奉命北撤三个战略转变阶段的工作,最后布置了北撤后原三北地区的坚持工作,于1945年10月初带领三北特务营与最后一批北撤干部组成三北独立团,由他任团长兼政委,一起登舟北撤。
    浙东党、政、军人员撤到苏北后,黄知真转入军队工作,先是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秘书长。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黄知真历任纵队后勤部政委、纵队党委秘书长、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其中较长时间是搞战争的后勤工作。他先后参加了华东战场有名的鲁南、宿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各大战役。有条不紊地布置各战役的伤员抢救、粮草、物资的供应和运输,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后勤任务,1947年在纵队召开的三大战役(鲁南、宿北、莱芜)总结庆功大会上,后勤部荣获集体功的奖励。
    1948年,部队南下西进,到外线作战。在和中原野战军配合的睢杞战役中,纵队所属的担架团,运送着大量的伤员和物资,中途四面受敌包围。黄知真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判明了突围方向,亲自带领担架团,突出了重围,安全地把全部伤员和物资送到了预定的地点。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黄知真调任三野后勤部党委委员兼政治部组织部长。4月下旬渡过长江,5月下旬他配合地方党全面谋划,调遣各级各类干部,接管了一部分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的工厂、仓库、医院、银行等单位,出色地完成了军事接管任务。


    1949年8月,由于当时江西省委书记邵式平的要求,黄知真转业到地方并调回江西,以后在江西连续工作30年,先后担任了中共上饶地委委员兼地区专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候补书记、书记等职,并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他一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决定,为改变革命老根据地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的建设,为发展江西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知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但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率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8年,黄知真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年底,调湖北工作。先后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并先后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粉碎“四人帮”后,黄知真更加精神焕发,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湖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起,黄知真在主持湖北省人大工作期间,为省人大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重病缠身之际,他仍亲临省人大,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特别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他还十分关注全省的改革和建设,关心省人大的制度建设。临终前几天还与省人大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布置人大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
1993年2月5日,黄知真因病逝世,享年72岁。

版权所有©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皖ICP备14018638号-1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红星路1号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电话:0551-2606853  邮编:2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