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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体祥
  
来源:      作者:余平柱      发布日期:2015-03-17      浏览量:1032
    1919年3月,郭体祥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磨山下郭庄的一户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入私塾读书。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在极短时间内熟背课文,对身边的事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日益增强,有了极强的正义感。他12岁那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他的家乡和全国一样,抗日声浪不断高涨,耳濡目染民众保家卫国的激情,少年郭体祥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报效祖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
    在郭体祥的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同乡鲁雨亭。他引导郭体祥走上革命的道路。1938年1月,鲁雨亭任国民党永城县长。民国初年他曾上书孙中山,提出建国兴邦十条大计。此后多年在部队从事军事工作,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多次受到排挤打压。鲁雨亭长期以来肩负着民族责任感,具有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修养和品格。他利用临危受命担任县长的机会,全力支持中共永城县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委员会的抗日活动,并兼任永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他积极筹措资金,先后举办了两期抗日青年培训班共600多人。郭体祥参加了青训班的抗日培训。他和广大青训班的学员,分别深入永城各区的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掀起全县的抗日高潮。
    1938年5月永城沦陷,鲁雨亭提前变卖原本富有的家产,购置武器,按照萧县共产党的办法,组织抗日游击队。当年11月18日晚上,鲁雨亭在农村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召开游击队预备会议,11月20日游击队全体人员集中,正式成立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九大队,鲁雨亭为大队长。郭体祥怀着抗日的决心和对鲁雨亭的敬佩之情,在父母的赞许下,身背父母为他买的枪支,报名参加了鲁雨亭的游击队。游击队以八路军为榜样,实行“三八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严肃游击队纪律。在这一年时间里,郭体祥参加了大小共20多次战斗。这些战斗,主要是摧毁伪政权,消灭坑害老百姓的土匪杂八队,收编永城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袭击日军在永城的驻地。游击队由十几人发展到上千人。
1939年1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驻永城,鲁雨亭主动和新四军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并派出百名年青游击队员,到新四军营地,接受一个月的培训学习,郭体祥在这次学习中,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加入共产党是鲁雨亭多年的愿望,同年8月鲁雨亭被批准为共产党员,他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随之党组织也在第一总队内部成立。1939年8月,党组织通过了对郭体祥的考察,批准了他申请入党的请求。从此在党组织的教育下,经过多次战斗磨炼,抗日理念得到提升。使他对其后的多次突发事件,能正确分辨大是大非,站稳正确的立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40年2月和3月,鲁雨亭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支队第一总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分别在僖山和永城公路伏击日军,毙敌佐野联队长,击毙击伤日伪军1000多人。日寇特别仇视第一总队,集中多处兵力,对芒砀山地区进行“扫荡”。鲁雨亭率部予以反击,歼敌300多人,郭体祥参加了战斗的全过程。鲁雨亭在率部突围中不幸牺牲。之后,团长刘子仁窃取了总队长职务。他多次派人和驻扎在阜阳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联系,并采取挑拨手段,拉拢、串通萧县耿蕴斋、吴信容,于1940年12月12日正式叛变,关押了一大批新四军游击队共产党领导人。郭体祥事前得到了刘子仁即将叛变投敌的可靠消息,他立即向游击队上级党组织汇报,使部队减少了一些损失,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10月,郭体祥先后在鲁雨亭游击队第一总队二营、新四军六支队军需处、四师供给部工作和战斗,先后任战士、排长、事务长、会计出纳。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作为武装人员,他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战场上勇敢杀敌。从事军需供给工作时,正是新四军四师战略转移、经济困难时期,他每天要按人均3钱油4钱盐配给部队。当部队转移时,战士们经常看到他手里拿着枪,肩上却比别人多背四五个粮袋,每个粮袋7斤多重,他满头大汗,总是面带微笑。四师从路西撤到路东时,随四师司令部一起行动。
    新四军四师第一任供给部长谢胜坤曾指示,要把有文化的优秀人才选派到经济供给岗位上。为充实和建立各级供给机构,系统地解决部队经济管理各自为政问题,统筹安排合理使用资金,为此举办了多期供训班,郭体祥参加了会计、出纳的培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供给工作中的财务预决算、会计和出纳严格分工负责的范围等。并使用新式簿记表册,统一预算科目。通过培训,他学到了不少财务知识,为他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豫皖苏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同年5月,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从津浦路西撤到津浦路东,到洪泽湖西泗洪县进行驻防休整。部队转移时,作为财务负责人,他将100万元(国民党法币)分放在几匹骡子上,跟在彭师长后面行动,从未受过损失,在他看来这些资金的安全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当时湖西几个县都很穷,淮北解放区包括宿迁一部分,泗洪的全部,泗阳的大部分,灵雎和邳雎铜等地区,群众生活艰苦,支持不住这么大的部队。而当时淮宝县却是个富庶之地,盛产大米。自新四军二师开辟以后,群众生活安定,农业也是丰收,鉴于这种情况,淮北区党委报经华中局批准,将淮宝县以三河为界划归四师管辖。这对四师发展和坚持根据地斗争很有利。新四军四师总部驻在泗洪县半城,这里除山阳区、东湖区、林集区、盐北区是游击区外,其他区都很稳定,群众生活也不坏,以后几年,连年丰收。
    从1941年10月至1945年1月,郭体祥被任命为淮宝县金库主任,当时金库和银号在一起,考虑到根据地刚建立,人民负担不能太重,所以金库工作人员只有两三人,直到1945年郭体祥调离淮宝时,才有六七人,工作强度很大、很繁琐。每天要收进各种币种,如抗币、法币、伪币、金条、银元。这些资金根据财政部门签发的现金支付书,对用款单位拨付现金,凡应交来的公款,金库负责催收。由于收支手续齐全,管理规范,大家觉悟很高,长期以来,没有贪污现象发生。
    县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县财经局征收货物税,如盐税、烟叶税等物资税,征收的税款再由县金库上交上级金库。税务局征收的地方税,也交给县金库保管,供本县党政机关经费开支。当时物资经过林家码头到浔河、洪泽湖西,由双沟经淮河到敌占区去,叫“出口”。物资“出口”就要交税。林集、高良涧是船码头,岔河、蒋坝也十分繁华,所以收的税很多。每天收税可达一万多元(法币)。而龙头洋布一匹的价格不过24到30元,要是用来买布,可以买很多匹。财政收入很可观,郭体祥每个月都要亲自送钱到淮北区党委总金库去,每次都要送几十万元。金库工作人员用白洋布口袋把钱装好,由县里派武装,乘船过洪泽湖到半城,交淮北银号。当时淮宝县的财政收入,可以负担四师部队和淮北区党委机关所需的被服、医药、津贴、菜金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四师到淮宝后条件有所改善,但大家生活依然很艰苦。官兵待遇一样,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从领导到公务员都一样,每人每月一斤肉,四两黄烟,都折合成钱,身体差的或老年人才补贴一点鸡蛋。后来生活好一点,才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吃小灶,所谓小灶,无非是加个炒肉丝或炒鸡蛋,也就很不错了。
    淮宝县金库由于和银号是一体的,还要办理贷款业务。如为受水灾的农民办理农业贷款,为商户贷款,到敌占区采购生产、生活资料和为部队采购急需物资和设备,极大地活跃了根据地市场。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淮北行署决定在灵(璧)宿(县)成立贸易局(后改货管局)。1945年3月,时任淮北区党委书记的邓子恢,亲自给时任县委书记的李任之写信,安排郭体祥到贸易局工作。在这段工作期间内,郭体祥先后任淮北三专署贸易局副局长兼灵宿县贸易局长、灵宿县第三货管局局长。为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工作开展,经反复研究,贸易局设在游击区范围内刚刚成立不久的灵璧县。李任之当时任该县中心县委书记。灵璧县地处苏皖西北部,周围除有土顽外,还有日本军队、伪军等共数千人。敌人总是企图东进占领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因此保住灵璧对于促进皖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阻止敌人东进,有重要意义。
    贸易局成立后的任务是同敌占区的商人打交道,用小麦、黄豆、烟叶等产品同商人做买卖,或换回部队需要的医药、弹药、电池等物资。在敌我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不仅难度大而且非常危险。李任之非常重视贸易局的工作,对贸易局的多次行动,走什么路、住什么地方,当地敌我双方力量如何,都给以准确的指点。在执行过程中,一旦敌情有变化,李任之总是想法设法通知郭体祥,随时研究对策和应对措施,避免不测或减少损失。
    1946年自卫战争开始后,贸易局改为货管局,除了继续组织药品、弹药、电池等物品外,还要承担游击区的税收任务。因敌我情况变化较快,税收工作相当复杂,往往为一次税收就要绕道几十里,甚至一度要变动几个住处。这时李任之任三团政委,部队工作十分紧张繁忙,他仍然和郭体祥经常沟通,对货管局工作给予帮助、支持,而且派部队掩护或派部队与货管局工作人员同行,极大地方便了货管局工作的开展。
    在积极防御、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淮北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暂时撤到运河以东地区作战。在淮北灵宿县工作的郭体祥和货管局的同志及当地武装人员,成立了泗灵雎边区武工队,郭体祥任指导员。由于敌人攻势的压力较大,淮北广大土地遂沦入敌手。洪泽湖周围的陆地被全部占领,郭体祥所领导的武工队也撤入洪泽湖中。撤入湖中的共有五六个县的武装人员和机关人员,人多且杂,加上老弱病残和家庭妇幼,既无粮食又不利于战斗。原地委敌工部长姚克,召集各县、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洪泽湖工委,姚克任工委书记,把各地方武装编成两个连,将一批富有战斗经验的地方干部编成5个武工队,分赴各边沿区,就地坚持斗争,并疏散非战斗人员。郭体祥被任命为洪泽湖大队副排长。
    洪泽湖斗争最艰苦的日子,是从1946年11月26号被围困在湖中,到1947年1月24号解围,约五十几天时间。当时一切活动都在船上,岸上港口基本都是敌人。每晚几乎都要转移宿营地,找芦苇深、红草密的地方隐蔽宿营。同志们也找出了湖上斗争规律,白天免桅休息、夜间出发行动。一早一晚吃两餐,粮食以小麦为主,煮着吃,嚼不烂,菜一点也没有,如能捕到鱼,可以吃没有盐的煮鱼。
    1946年底,根据华中局和“野司”的指示要求,九纵队主力,抽出部队武装人员组成“淮北挺进支队”,重返淮北,坚持敌后斗争,牵制敌人对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进攻。任命饶子健为支队司令员和政委,赵汇川为副司令员。华中行署副主席刘瑞龙向支队同志传达华中局指示。由饶子健、赵汇川、王学武、王烽午、陈元良、李任之、张灿明等同志组成淮北工委,统一领导对敌斗争和各种工作。1947年1月24日,挺进支队司令部接待了洪泽湖工委负责人姚克、洪沛、王化东等同志。从此反“围剿”、重建淮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拉开序幕。
    1947年5月,张灿明兼任中共淮宝县委书记,为了巩固这块地区,便于部队征粮和兵源补充,他及时地把熟悉淮宝财经工作的郭体祥,任命为淮宝县政府财经局副局长,负责税收,财政和金库工作,1948年任局长。这时淮宝划归二分区,部队还是要靠这里供应粮食。由于淮北挺进支队处于运动战中,淮宝县财经局办公也难有固定的地点。长期以来,大多数时间工作离不开船,夏天在船上要受蚊虫叮咬,冬天要受湖上的严寒煎熬。长期受湖上潮湿的影响,郭体祥腿上患上风湿病,但他还是带病工作,和大家一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想尽多种方法在游击区里征收税金,征集粮食,工作难度远超根据地数倍。随着根据地的逐渐收复,他领导的财经工作,逐步大有好转。
    1948年底,郭体祥调三分区(后改为宿县地区)任财经处长(兼货贸局长),李任之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还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当时淮海战役刚结束,这个地区处于恢复时期,工作千头万绪。在李任之亲自过问下,各级财政、税收、粮食、商贸等机构的设立及时开展工作,抓得很细、很紧,这对该地区经济工作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刚解放不久的淮北泗县、泗洪、五河等地出现水灾,发生春荒。华东局在救灾工作指导方针中明确指示:不许饿死一个人。在征得皖北区党委的同意和支持后,李任之决定由郭体祥带领300多名战士、干部,到阜阳运粮。对运粮的方法步骤,李任之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在运粮过程中,运粮人员要经常冲破当地土顽的抢劫封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运粮队伍用船只运回5000多万斤粮食,从而保证了灾区人民安全度荒,没有发生饿死人的问题。
    1949年8月至1952年8月郭体祥,先后任宿县专署工商局长,财政处副处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皖南北行署财经委计划处副处长兼办公室第二主任。1952年8月至1956年5月,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委员会基建处长,省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1956年5月至1969年12月,先后任省计划委员会、省经济委员会、省建设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长期具体主持省计划经济工作。其间,1967年1月至1969年12月下放。1969年12月至1977年12月,先后任芜湖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副书记、书记。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1月至1983年3月,先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1983年3月至1984年12月,任省政府顾问。1991年7月离职休养。
    郭体祥从副省长岗位退下来后,受省政府委托,代表安徽与邵明副省长被任命为上海经济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和参与我省经济协作工作。数年来,为安徽省引进资金、引进项目、技术交流、信息交流、物资流通交换,推进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出谋献策,牵线搭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省政府还请郭体祥担任安徽小水电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协调银行、财政、税务、电力、水利等部门对小水电项目的投入和政策上的扶持。由于国家对山区小水电项目的建设在资金上,按装机容量分批给以一定的补助,所以大别山、皖南具有水利资源的县领导非常积极重视,大家争先恐后想尽早上项目。为防止不实虚报,使有限资金用在刀口上,他亲自和省小水电公司人员一起,每年多次到深山水资源现场考察项目的三通一平工作。对已发电的小水电通过联片上大电网,使水电价格多次提升。山区人民用上水电,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方式,茶叶等农副产品深加工附加值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杜绝了乱砍滥伐现象的发生。
    郭体祥的同胞姐妹和他老伴徐光的兄弟,共8人,在洪泽湖、永城革命老区,都曾为抗日和解放战争做过不同程度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家乡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紧缺,郭体祥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批一部分物资帮助他们,虽有个别亲属有所求助,但都被他婉言拒绝。
    郭体祥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平易朴实的作风。他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坚持真理,他党性强、作风  正,两袖清风、是非分明,他关心干部、体贴群众,是一位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尊重爱戴的好领导,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清正廉洁,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人民公仆本色。
    郭体祥,于2008年3月30日在合肥因病逝世,享年89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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