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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松涛
  
来源:      作者:刘震宇      发布日期:2015-03-17      浏览量:358

    寿松涛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个春秋了。每当我们回顾过去艰苦而曲折的战斗历程,这位曾经为党的事业作过一定贡献的早期党员、革命战士,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1900年11月3日,寿松涛生于浙江诸暨县南区同山乡里坞底村,家境贫寒,世代务农。为使家中出一个读书人,兄长们协力供他就读私塾。1917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在五四运动潮流中,受同乡同学宣中华等影响,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参加了著名的“一师风潮”,成为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1924年冬,他回到诸暨乐安小学任教,开始从事革命宣传组织活动,与钟子逸、何赤华、赵并欢、杨寄玄、郭焕清、方城、祝锋扬等人以小学教师联合会、县教育会为基地,宣传三民主义思想,领导群众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其他同志一道,组织宣传演讲队,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10月10日,诸暨县各界召开纪念“双十节”庆祝大会,群众唱着他编写的《双十节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歌词是:“风云突起武汉边,十万健儿争先着鞭,挥金戈,扫狼烟,满虏失幽燕,中华庄严,五色国旗拂云天。而今十四年来,外有强寇垂涎,内有军阀相歼,痛不堪言”。他还编写了一首《五卅惨案歌》,歌词是:“醒来吧!同胞,‘五卅’又到。想当年,南京路上大号啕,血流遍地,为谁牺牲,有谁悼?到今朝,大仇未报,卖国军阀又胡闹,诸君要记牢,勿把国贼逃,勿任强寇扰”,也成为鼓舞当时诸暨人民群众斗争的强劲号角。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人的觉悟,培养工运骨干,他同何赤华、赵并欢、杨亦清等常去县商会和店员联合会举办的职工夜校,讲授国际时事、中国现状、革命史略、三民主义等课程,并找来《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秘密地发给学员阅读。
    在亲身参加实际斗争和周围同志的相互影响下,寿松涛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迫切愿望。1926年1月,经宣中华、钟子逸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诸暨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他与钟子逸等商定,首先在城乡教师和店员中开展组建国民党的活动,成立县立中学、中区小学、恒升丝行和枫桥镇等区分部。10月间,国民党诸暨县党部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县党部组织部长。这年冬,他又同钟子逸、郭焕清、方城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内成立了中共诸暨县城区党支部。1927年1月,在家乡里坞底建立了诸暨县第一个农村中共党支部。2月下旬,他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形式,成立了诸暨农民运动人员养成所,并亲任党代表,为在农村中组织农民协会、发动“二五”减租斗争,培训了基干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坚持诸暨县的革命斗争,为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当时,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被勒令解散,他与其他30多名同志遭反动当局通缉。反动当局通令他们交出印信、文件和枪支。寿松涛坚定地表示:“干就干到底,宁可杀头,决不上缴。”他断然决定“国共分家”,“独立地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基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6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帮助下,他与张以民、许汉臣、周良满等组织成立了诸暨县第一个中共区委会,并当选为委员。这年冬,诸暨县委正式组成,他历任县委军事部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先后组织领导了1928年夏的全县性的抗租减租斗争;部署了县城内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积极开展了革命武装的筹建活动。1928年冬,他任浙江省委候补委员。他不顾敌人的通缉,多次避开敌人的追捕,继续主持和领导全县的革命活动,并根据当时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于1930年春天和秋天两次举行武装暴动,虽因众寡悬殊,惨遭失败,但给反革命营垒以较大的震撼。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寿松涛为创建诸暨县左派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组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这次革命遭受失败的严重历史关头,领导诸暨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暴动失败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危急时刻,有的人不辞而别,有的出卖灵魂,当了叛徒。松涛同志没有颓唐动摇,机智地摆脱敌人的追捕,隐蔽下来,抱定一个信念,不断审慎地寻找党的关系。1930年冬,他潜入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饭馆,实际上是掩护和接济革命同志,同时还秘密地给被捕入狱的边世明等同志送衣送钱。后因影响渐大,怕暴露目标,遂中止活动,改在新闸路边的一家裁缝铺里接头。他又化名陈逸庵,利用夜间去学习无线电技术,打算进入中央苏区做技术工作,由于秘密联络人突然被捕,未能实现。
    1933年春,他发现有叛徒盯梢,迅速潜往广州,机智脱险。其妻边之先被捕,关押在杭州第一监狱(两年半后才交保释放)。他一面在广州隐蔽,一面组织力量前往上海,处决了叛徒,切断了敌人的魔爪。这时,他接到诸暨革命同志边雪枫从印尼棉兰来信。曾打算赴南洋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后由于边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又未能成行。1935年冬,在广州车站他又被叛徒盯梢,因事先已得到原诸暨里坞底党支部书记寿安然报告,预先有准备,幸免于难。他辗转赴上海、淮阴等地,并托人给家乡捎信,说他“准备去陕北开荒”(即找党)。1936年秋,经陈再励介绍,他到西安任《西京民报》发行主任。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之时,他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并为“一二・九”平津南下学生举办的抗日救亡训练班讲课。这年冬,毛泽民、钱之光、钱希均等同志来西安筹建秘密贸易机关――元升裕钱庄,目的是完成共产国际及国际友人秘密援助的货币兑换任务。1937年2月,他到元升裕任会计,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9月下旬,他奉命前往南京,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建工作。与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赖祖烈等一道,购买设备,筹集纸张,租房设厂。不久,又迁往武汉继续筹备。在此期间,他曾任经理部经理,在报社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新华日报》终于在1938年1月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后来,组织决定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革命熔炉”中寿松涛受到了锻炼,结合过去的斗争实践,在政治思想、军事理论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为后来的斗争打下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38年8月,寿松涛与冯龙、马乃松等13人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前往豫东敌后。9月下旬,他们抵鹿邑河南省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宋克宾部,开展统战工作。他担任宋部第三总队蔡洪范部政治部主任,举办三期干部训练队,培养300多名青年干部,为尔后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永城地区,创建豫皖苏边根据地,输送了第一批青年干部。1939年4月,他担任中共永城县委书记,组成抗战爆发后永城第一个县委。5月,友军撤离永城地区,他与盛税堂、徐凤笑一道独立坚持永城敌后抗战,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彭雪枫统一部署下,创建了豫皖苏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永城县政府,徐凤笑任县长。他们积极扩编地方武装,组成l万余人的永城自卫军。同年冬,他又奉命组建永城独立团,并担任团长兼政委,转战于永城、夏邑、商丘、亳州之间,先后歼灭了王老四、夏俊杰、王登山、姬兴诗等敌伪汉奸部队,巩固和扩大了永城根据地,使之成为整个豫皖苏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这一系列极为艰苦的斗争中,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敌人对他既害怕又仇恨,曾以“活捉寿松涛,赏洋五千元”的价格悬赏捉拿。当地群众爱戴他、拥护他,一提起“老寿”,老幼皆知。后来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八团(皖南事变后改为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三十五团),就是以他这个团为基础扩编起来的。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奉命转移到津浦路东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之心不死,又派部队东西对进,企图夹击我第四师于洪泽湖以西地区。面对严峻的形势,为迟滞顽军东进苏北和北上山东,扼守顽军东越津浦路的大门,并为尔后恢复津浦路西根据地创造良好的前进阵地,淮北区党委于1942年冬决定,派寿松涛前往萧(县)、宿(县)、铜(山)、灵(璧)地区,任中共萧宿铜县委书记和萧铜总队政治委员。他坚决贯彻区党委和师部的有关指示,根据萧宿铜地区敌、伪、顽、我错综复杂的情况,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积极发挥地方党组织和当地干部的聪明才智,采取由“一面政权”到“两面政权”,再到“两重政权”,进而建立起巩固的我方“一面政权”的有效手段。经过一年半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到1944年7月,萧铜的地方武装已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三四千人,萧铜总队升编为分区独立团,另成立了新的萧铜总队。同时正式组成了萧宿铜灵抗日民主政府,辖9个区、50多个乡的政权。
    1944年冬,在抗日战争处于胜利反攻的形势下,党中央、华中局确定了向东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寿松涛奉命前往浙东开辟新区,翌年春,他随浙东纵队主力从四明山出发,经上虞、嵊县、新昌、绍兴等县,进至诸暨、枫桥、大宣、墨城湖地区,接着又越过浙赣铁路,进入诸暨西部和富阳境内,与粟裕部第一旅胜利会师,沟通了浙东与浙西的联系。根据浙东区党委决定,他立即负责在富春江以南和浙赣铁路以西的诸暨、浦江、富阳、萧山四县间的山岭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会合地方党组织的力量,组成中共浙东区路西县委和县政府,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很快建立了区、乡、保农民协会,扩建了县大队武装,使路西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浙东区向西发展的前哨阵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江南新四军陆续北撤。9月下旬,他奉命与杨思一、彭林率金萧支队,从浙东余姚、慈溪间海滩渡过钱塘江海湾,抵达奉贤。10月间渡过长江,在苏北靖江、东台稍事休整,11月初抵达涟水整编。这时,他奉华中局调令,任新四军第十二旅兼华中第八军分区副政委,重返豫皖苏边地区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寿松涛坚持战斗在孤悬敌后的豫皖苏边根据地,经受了胜利与挫折的严峻考验。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对以永城为中心的原豫皖苏边根据地实行大举进攻。他与张太生、何启光等率十二旅坚持华中八分区根据地,牵制数万敌军,配合中原的突围行动和苏北的自卫反击斗争。然而由于众寡悬殊和主观上的一些原因,根据地大部被敌侵占。同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命令,重新组成以张国华、吴芝圃为主要领导成员的豫皖苏军区。原华中第八军分区改称豫皖苏第三军分区,寿松涛任三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并为豫皖苏区党委委员。他肩负重任,决心恢复三分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47年1月,按照军区关于“恢复三分区、开辟二分区、坚持一分区”的斗争方针,他与李浩然、王光宇、许西连率部突破涡河沙土刘集敌人封锁线,返回永城地区,迅速展开于商丘、亳县、柘城、夏邑等地,建立了5个县政权,并配合军区独立旅于龙岗歼敌新十旅三十团及二十九团1个营,为恢复三分区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又亲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津浦、陇海铁路沿线敌占区腹地实施侦察,掌握第一手资料为继续向宿县、萧县、砀山地区发展创造了条件。同年春夏间,先后粉碎了国民党整编第五十八师的多次“清剿”,进一步扩大了永城以西根据地,并使永城以东的4个隐蔽的政权走向公开,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同年秋,在军区的统一部署下,三分区还以一部兵力挺进涡河以南,建立了第六军分区。
    1947年冬,刘邓、陈粟大军会师豫皖苏地区,在此有利形势下,他领导分区进行深入的土改运动和“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随着洛阳、宛西、宛东和睢杞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趋于瓦解。1948年11月,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展开,华野、中野几十万大军集中于三分区境内,这里共有大小战场8处,包括蒙城东北双堆集和永城东北陈官庄两大战场。因此,后方保障任务十分繁重。他担任三分区后勤支前总指挥,动员组织全区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支援前方作战。无论是人力物力的动员数量,还是前方的组织领导方面,都是豫皖苏地区8个地委中比较突出的,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
    1949年3月,三分区部队升编为第二野战军五兵团第十八军五十四师。他任华北、华中南下干部队副政委,随宋任穷南下接管城市,于4月下旬进驻南京,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全面接管工作。他历任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副部长,夜以继日地忙于南京市、安徽省及赣东北地区的干部调配审批工作,在上述地区迅速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寿松涛从政权建设的岗位上,转入社会主义的教育战线。他呕心沥血,辛勤办校,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为创办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实践了“一息尚存,努力不懈”的誓言。
    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调整,政务院决定将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3所院校的航空系合并组成华东航空学院,校址设在南京,以便集中航空界的技术力量,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1953年夏,寿松涛奉命调任华东航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学校刚刚筹建,资金不足,校舍缺乏,师生暂时借住于南京工学院的20多间平房里。他四处奔走,积极筹措,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于南京郊区卫岗盖起了4500平方米的新校舍,还建成了一批实验室,初步满足了教学与生活的需要。在师资不足的困难情况下,他下决心派出一批青年教师赴苏联学习,为学校的发展准备条件。
1955年,遵照国务院指示,华东航空学院内迁西安,参加祖国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寿松涛耐心细致地做好全院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亲自到西安勘察新校址,筹划征地和建设。不辞辛劳,艰苦创业,从1955年10月开始兴建到1956年夏天,就在西安西郊规划的50多公顷的土地上,完成了7万多平方米的教学与生活等基本建设,建成了一所初具规模的新校园。1956年暑期,他带领华航全体师生员工,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地搬迁西安,正式开学,改名西安航空学院,仍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1957年10月,国务院决定,西安航空学院与咸阳迁来的西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西北工业大学。寿松涛任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此时,师资力量大为增强,有正副教授60多名。在校党委和寿松涛的领导下,扩建了各专业实验室,并编写各门学科的教材,进一步抓好师资的培养。除原有的飞机、航空发动机、航海工程等系外,又增设了电子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等系。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到1966年,学校基本建设规模已达25万平方米,在校学生已增至5000余人,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航空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此时,他虽年逾花甲,但仍然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保持着战争时期那种舍生忘死、废寝忘食的工作干劲和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着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品德风范,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尊敬和爱戴。党和人民对于他的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请他担任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和中国航空学会陕西分会会长等荣誉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松涛同志受到了所谓“忠实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批判,以后又被扣上“叛变自首”的帽子。松涛同志身处逆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对于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定地表示:“我寿松涛在整个革命斗争年代里,绝没有一分钟、一秒钟的时间被敌人捕获过,更没有向敌人低过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1969年1月,松涛同志突发急性白血症,短短十几天时间就与世长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为他恢复了名誉,多年沉冤终于得到昭雪。松涛同志你安息吧!你对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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