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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士奇
  
来源:      作者:徐京      发布日期:2015-03-16      浏览量:152

    徐士奇,安徽萧县(现为淮北市)人,1925年3月出生。1938年冬徐士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救亡团体,后去区干训班学习。1939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不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徐士奇先后担任阜阳团地委正副书记,阜阳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副政委,治淮干校校长,中共阜阳地委组织部第二部长,阜阳地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庆行署副专员,徽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代理专员,徽州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任,省革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六安地委书记,中共安徽省纪委书记,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务,1994年离休。


    1925年3月15日,徐士奇出生在安徽省萧县(现淮北市)高岳镇徐瓦房村,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徐瓦房村三面环山,起伏连绵,南北是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并有岱河、龙河、闸河三条河流由北向南流入宿县。夏汛又不时泛滥,灾害频出,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徐士奇的童年少年时期正赶上中国内战迭起,日军疯狂侵略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中。
徐士奇6岁时随父离家读书。这一时期是启蒙阶段,打下了学习的基础。由于父亲对他管教很严,使徐士奇的学习收获颇多,奠定了他以后学习和进步的基础。由于年龄的增长,随父亲读书,已不能适应徐士奇成长的需要,于是徐士奇投考本区朔里小学,插入五年级读书。
    徐士奇进入六年级时,正值七七事变发生。翌年春台儿庄战役爆发,与他读书的地方相距仅百里之遥,敌机的骚扰和轰炸不时出现,同学们都痛切地感到家国的命运危在旦夕,从而忧心忡忡。
    1938年3月7日,是朔里逢庙会的日子,萧县师范的学生来宣传抗日救亡,表演“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小调”等抗日剧目,使徐士奇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不久学校被迫停课。徐士奇和学生们各自收拾行装和书籍,很快返乡。不日蚌埠、宿县又相继失陷,敌机不时飞临丢炸弹,弄得人民惶恐不安。徐士奇全家也随逃难大军去逃难。
逃难归家后,庄上很少有人归来。据家人说:日本兵也在庄上住有七八天,全庄已被掠劫一空,鸡鸭狗几乎绝迹。亲友家都如何?父亲分别去探望。得悉外祖母惨遭敌人的杀害,全家痛哭,家家境况凄惨,令人不寒而栗,也倍增徐士奇对日军的愤恨。


    1938年5月中旬,萧县和徐州相继沦陷,日军在萧县先后设置50多个据点。耳闻目睹敌人烧、杀、淫、掠的罪行,徐士奇义愤填膺,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徐士奇一度想参加游击队,因年龄限制,难以如愿,所以在1938年冬徐士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青救会儿童团。因徐士奇在学校里受过抗日的教育,懂得一些抗日救亡的道理,又会唱救亡歌曲,在村里被选为儿童团长,他一面作救亡工作,一面又在本村私塾继续读书,农忙时帮助家庭做些农活。
    1939年5月初,徐士奇参加一个星期干训班的学习,初步明确了抗战的形势、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和抗战必胜的道理,以及如何坚持持久战开展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作战和如何做好民运工作等。训练班还结合讲课的内容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徐士奇发言积极,并针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被选为组长。
    干训班学习结束后,徐士奇得悉区要成立宣传队,条件是:有抗日热情、出身学生,年龄15岁左右,身体健康等,徐士奇报名参加了。在宣传队,徐士奇担任了分队长,经过一个月的学习收获很大。学习完就开始在一些地方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宣传队的声誉大大提高。宣传队的同志从10多岁至20岁不等,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具有爱国热情、抗日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又有积极上进的要求,所以工作热情高。徐士奇在宣传队里得到很大的锻炼,1939年10月初,经队长豆大文介绍,徐士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正是麦苗返青时节,敌人开始大“扫荡”,宣传队采取了暂作分散的措施,徐士奇被分到区委机关(对外称农会)任区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对外是农会的干事)做党务工作。徐士奇在家乡工作,情况熟悉。面对着险恶环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由开始紧张的心态变成能沉着应付心态,增长了智慧。
    1941年春节刚过,党准备在萧县西南开展与新四军五师活动地区联结,要调出一批干部,徐士奇被选调到县委集中。在豫皖苏区党委组织部主持下,集中训练,学习党建。
    1941年初,徐士奇在豫皖苏区党委党训班学习后,到永城四区任组织委员,随四师十旅十五团行动。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敌伪顽合流,不断夹击,环境恶化,部队不得不向路东转移。徐士奇参加了3个多月的反顽斗争,于6月间转津浦路东作保卫工作。随后徐士奇被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刘瑞龙选去做保卫工作,参加了一个月的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泗宿县归仁区任特派员,4个月后调县保安分处任副科长。
    1942年冬日军对苏皖边区大“扫荡”,在泗宿县归仁集、金锁镇等处安据点,归仁区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伪化加剧,顽匪伺机活动,徐士奇由保安分处下放到归仁区做保卫工作,在区委领导下,及时镇压了黄巴圩孜以郭汝舟为首煽动伪化活动,使其内部分化,不少人纷纷向我靠近,并为我服务。徐士奇大张旗鼓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打击敌伪顽匪嚣张气焰,瓦解反动势力,使社会稳定,受到新四军保卫部部长的赞扬。
    1943年冬徐士奇调任泗宿县公安局任科长,不久局长调区党委整风学习,组织上指定徐士奇主持局的日常工作。那时新四军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有时又被敌、伪、顽(国民党)夹击,不能不百倍提高政治警惕,严防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厉行精简,力求行动军事化、轻便化、机关精悍化。而公安部门亦无例外地认真执行,对在押的案犯,除个别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者,经过领导批准,予以镇压外,多数的是加强教育,阐明党的宽大政策,促其改恶从善,戴罪立功,或经领导研究决定,办理手续取保释放。这样做收到打一儆百、争取多数的效果。徐士奇到县公安局工作后,局长让徐士奇负责成立10人左右工作队,在县府驻地几个村开展工作,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徐士奇召开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进行动员,说明搞好治安工作的意义、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对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悔过自新,戴罪立功;发动群众定出治安公约,选举产生治安组织,建立制度,严格遵守,贯彻执行。经过20天左右时间的工作,不仅加强了县直机关周围的治安工作,特别是群众经过发动后,纷纷主动向公安部门反映社会治安情况和问题,公安部门也认真地帮助他们。
    1944年春季,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淮北苏皖边区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号召苏皖边区军民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向日本侵略者开展全面的战略反攻,缩小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作战,粉碎敌人继续进攻。根据这一精神,泗宿县委也动员贯彻执行。因为公安局领导的便衣队常年在边缘区分散活动,徐士奇抓住了有利的时机,带领便衣队利用逢集化装成群众,进入埠子敌据点,缴获了枪支,并且安全归来。便衣队机智勇敢的行动,使敌人听到便衣队就闻风丧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上级党组织通知徐士奇带了一些干部,日夜兼程赶到宿迁县城。当时群众思想还不太稳定,市、镇、乡村和街道办事处还在建立之中,治安情况尚未正常,办敌伪人员训练班,就成为公安部门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为此,苏皖边区保安处调徐士奇等3人,在宿迁县全力以赴搞好这项工作。训练对象是敌伪军政警宪特的负责人员,每期80至100人,时间一个月,学习目前形势和任务、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敌伪人员的政策、敌伪人员应如何正确对待等。
    学习开始后,徐士奇等3人除负责每次报告参加听取外,每人分三至四个班参加讨论,了解思想动向,帮助明确问题。要办好这种训练班,就要通过学习,灌输革命的基本知识,联系实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引导他们深入思想改造,弃暗投明,改恶从善。徐士奇和其他同志一起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从客观实际出发,以踏实的工作、灵活的工作方式方法,发挥集体智慧,坚决贯彻党的政策,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终达到既定的要求。
    在宿迁办两期训练班后,徐士奇被调苏皖边区公安总局,1945年11月底到总局所在地淮阴,参加那里所办的敌伪人员训练班。1946年春调苏皖八分区公安局帮助工作,夏初任雪涡县公安局长。工作约4个月的时间,到秋末冬初。这段时间徐士奇主要了解公安工作的情况,清理在押的案件,建立健全全区公安组织,打击敌人现行破坏活动。
    1946年冬初国民党军队对苏皖八分区大举进攻,徐士奇被编入干部大队,没几天即转入武工队任队长,不久又改任指导员。1946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徐士奇接上级通知,要迅速越过亳县东北的余集到颜集公路线集中地点。走了两个多小时后,才知是到了亳县西北位岗的一个河套里,在鹿亳边界渡过了涡河,绕过敌人的据点,紧走慢跑,夜行军百里到古城。这里曾是三国时张飞战古城的故地,现在则是国统区乡镇政府盘踞的腹地,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共产党军队突袭到这里。由于我军扮充敌军,很快把他们全部俘虏。此时天已黎明,我军驻扎这里,白天封锁消息,休息一天。晚上又沿着淝河西上,经过一天多的时间到河南省鹿邑县南部宁平城附近的乡村。通过向群众了解,始知这里是黄泛区,人烟稀少,大片的土地荒芜。到这里约3天的时间,领导人召开会议,说转移到这里,要安营扎寨,宣布组建鹿南县。李时庄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徐士奇担任宁平区委书记。会后徐士奇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几天后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军区建立,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行署主任吴芝圃在白马驿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八分区撤退的经验教训,动员撤退的领导打回去;不少的干部调出,开辟新区;原八分区改为三分区,八地委改为三地委。徐士奇由宁平区调雪涡干部队任队长,于12月下旬集中打回去。徐士奇随独立旅经两晚急行军,乘雪夜出奇兵攻克涡阳,消灭了伪县保安大队大部力量,在县城住了3天。国民党五十八师突然增兵,一面从蚌埠沿涡河赶来,另当晚有一个团驻龙山(在城东北25华里),要占领县城。县委忙着安排恢复地区,组织上要徐士奇担任观堂区委书记,问徐士奇有何意见。徐士奇表态:“有困难我会克服。”由于力量单薄,徐士奇深知所担负的任务十分艰巨。他和其他同志商量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宣传,于是采取各种方法,大造舆论。
    涡阳的解放,震惊了敌人,国民党五十八师三十团很快扑来。他们认为现在的独立旅还是原来的八分区的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企图将这支部队消灭或赶出八分区。当他们赶到永西龙岗附近进入我伏击“圈里”,被独立旅团团围住,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全部被歼,永城的敌人二十九团前来增援,被歼一个营后,狼狈逃窜,敌人的锐气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一仗为恢复八分区打开了局面,起了关键作用。
    徐士奇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时机,每到一地都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有各种代表)和驻地群众会,或街头演讲,讲形势讲任务讲决心,讲我党与群众患难与共决不再撤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区先后建乡政权8个,每个乡队有6至10人不等,区队也发展60人左右,最多时上百人,并上升到县或分区主力。
    1947年元月豫皖苏三地委建立,在军区独立旅的配合下,恢复了永城以西地区根据地。国民党三十八师和地方保安团队不甘心失败,仍疯狂地对我反复清剿,斗争十分尖锐。这时徐士奇任雪涡县观堂区委书记,观堂区是雪涡县的后方,每当敌人“扫荡”时,极易为敌人注目,如果消极回避敌人“扫荡”,更是危险。同时土顽又不时猖狂进犯,骚扰边缘,更需采取有效措施,变被动为主动。于是徐士奇率区队到边缘区的大吴家堵击土顽,影响很大。接着又动员和带领蒋集观堂等3个乡队靠近老闫店敌据点活动。有一天恰巧敌人于拂晓出动“扫荡”,被我观堂乡队发现,即主动向敌侧击,边打边撤;住在前庄的蒋集乡队也发现敌人,给以迎头打击,边撤边战。敌方不知我军是主力还是地方部队,天不亮就慌慌张张到沙土集,后匆匆去亳。时隔几天,老闫店敌正规军一个连去近20里路远的张老家抢掠,徐士奇发现后一面派人监视,一面告蒋集乡队准备从东南方向侧击,并通知观堂乡队从西北方先击。观堂乡队接通知后很快行动,向张老家抢掠的敌人痛击。由于敌人分散抢粮食抢牲畜,意想不到遭到袭击,未完全集合好,东南的枪声大作,蒋集乡队又打了上来,敌人不知所措,丢掉抢去的粮食和牲畜,向东北逃窜。经过多次和敌人接触交战,徐士奇带领的队伍战出了经验,提高了信心,扩大了影响,加强了和群众的联系,增长了区乡队同志们的士气。
    徐士奇和区委其他同志认真贯彻“就地坚持”的指示,增强了信心,同时抓住人民群众愤恨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激昂情绪,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武装起来,率领区乡队主动袭击敌人,保卫土改,反对国民党的抢掠,为恢复稳定雪涡西部作出了贡献。
    由于国民党的车队和地方“土顽”,不时向我根据地和边缘区抢掠,群众深感不安,异常痛恨敌人。徐士奇带领部队除了对敌人出击外,还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复揭露国民党军队抢掠的事实和过去他们抓壮丁,横征暴敛,罪行累累,并以实例说明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这样被迫出来翻身求解放的;过去我们西撤,就是不忍群众受苦而回来的,只要我们同甘共苦,互相支持,互相关心,同他们干,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通过我党反复动员,初步解决当地群众的思想顾虑。在酝酿成熟后,党以闫楼、大兴为基点着手建立组织,选择出身成分好,政治上可靠,愿意干的青年人为对象,以看家保家为名进行活动,逐步引导反抢掠,先后在大吴家、王店、仕店、乔李、张老家、高楼等地发展起来。后结合土改扩展到蒋集全乡和观堂乡等地,形成了群众性武装自卫的重要力量。
    这些群众武装密切配合区乡队打击和遏制土顽的不时骚扰,保卫了家乡,保卫了土改,为边缘区斗争增添了力量,扩大了活动的地区。由于群众自己武装自己的影响,也使周围乡村干部精神振奋,觉得坚持地区对敌斗争,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很有可为,跟着学样子,形成一定的热潮,使群众武装有了相应的发展,为地、县委所赏识和表扬。地委委员李时庄专员到观堂区视察工作时,说“观堂区对敌斗争是三分区一朵盛开的鲜花,希望它越开越多,发扬光大。”地委王光宇书记听取了汇报,表扬了对敌斗争的胜利,并要求写出情况和做法。后在地委通讯《党内通讯》刊载《蒋集乡是怎样坚持斗争的》的文章,反响很好。华东野战军刘瑞龙副参谋长随大军南下路过这里,询问地方情况,徐士奇向他做了汇报,刘瑞龙也很欣赏,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


    随着情况逐渐的好转,于1947年冬至1948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的精神,雪涡县县委分工徐士奇负责观堂沙土(己分两区)工作,组织工作队在沙土区的秦古疃村进行土改的试点。经过一个月时间扎实的工作,这里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发动起来了,控诉了地霸的罪行,贫下中农扬眉吐气,农民学会当家做主,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淮海战役前,徐士奇任雪涡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因支前需要,在殷庙孜(涡蒙边界)和丹城要建立转运站。由于殷庙孜靠近前方,县委决定由徐士奇兼任站长。当即抽调20多名干部作为建站的基本力量,分别组成接待、转运、财务、供应、医务、伙食政工各股,在物资上备足吃、用、照明和药械等方面所需的物品。在人力分工上统筹安排、各尽其责。在担架上,要检查是否组编好,骨干是否配好,上下是否熟悉,边检查边解决。平时进行基本知识教育,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做到团结友爱,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努力完成任务。为适应接收伤员的需要,除直接掌握250副担架外,还在驻地周围后备数百副,招之则来,以应急需。在联络上要加强上下和前后方以及各部门互相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便于工作。在匆忙地准备中,1948年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宿蒙阻击黄维兵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随着战斗的激烈,这个站的任务日益紧张,特别是中野六、十一纵在宿县双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过程中,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白天敌机不时干扰和空袭,转运伤员不得不在晚上或夜间进行,因之就需要足够的马灯和汽灯,除了购买部分外,就动员群众借用。11月底的夜间,已相当寒泠,没有被条和垫被是吃不消的,这需要大量的布匹和棉絮,除了购买又需要动员群众筹备和很快缝制,限期做好;人员不足,就地安排;照顾伤员要分别作好轻重伤员两种伙食准备,同时又有专人打饭喂饭,吃热吃好吃饱;伤员伤口没包扎好的,或须换药的,又要有足够的医生和药物,给以上药换药和把伤口包扎好;在转运伤员时,要及时交接,夜间寒冷需要给伤员增加被服,被服不够,许多担架队员,将自己的被服给伤员盖上,路上行走时要稳要快,到站时,要及时衔接,交接好迅速返回,准备迎接新任务。
    转运站整个工作的过程,就是加强思想工作的过程。由于大家在集中时,对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转运中的问题不时暴露,徐士奇及时发现迅速补足,最重要的是动员干部和群众集中思想,树立设身处地地为伤员着想的观念。说明为伤员着想,就是为了前线的胜利,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为了大家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因此要求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冻、不怕脏、不怕险,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淮海战役结束,1949年春根据上级“行政建制归原建制”的指示,豫皖苏三地委撤销,成立安徽省阜阳地委,下辖的雪涡县一分为三,徐士奇担任涡阳县委副书记,并负责该县的扫尾工作。徐士奇先将支援新区干部送去,把支援渡江300副担架及人员组织好,安排好;同时把属河南永城、亳县的六个区,分别介绍前往和永城、亳县县委接洽;其余八个区和县直机关由他和另一个同志带到涡阳县委作好安置。


    1949年,阜阳地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皖北区党委的指示,依靠全区军民团结一致,积极努力,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残渣余孽和反动会道门的武装力量和土匪,巩固了基层政权。
    当时春荒严重,社会不安。涡阳县委决定由徐士奇带一个连到涡北协助区乡干部做好生产救灾和社会治安工作。
因青年团的工作亟待加强,阜阳地委又于1949年8月初调徐士奇到阜阳团地工委任副书记并兼地委青委副书记。1949年秋,徐士奇任阜阳团地委副书记,这时青年团是初建时期,人手少、困难多。根据地委指示和全国、省团代会精神,徐士奇着重抓以下工作:组织学好文件,建立县区的团的机构和地、县直团的组织,抓试点交流经验,发挥团组织的带动作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
    为了解决业务生疏和提高团干部的素质,团地委于1949年9至11月办了两期团校,培训了团县委部长和团区委书记达200多人,每期学习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抓了以上的工作,特别是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全区县、区和地直团的干部配备较快,团的基层组织建立较好,在不长时间内,通过党的中心运动,团员发展20多万人,他们在生产救灾、抗洪抢险、反匪反霸、维护治安等方面起到较好的作用。1951年春徐士奇任阜阳团地委书记。
    1950年春,凤台、颍上、涡阳、蒙城、阜阳边缘区春荒严重,干群思想混乱。地委决定在这里建立工委,由徐士奇任书记,带团校学员和地委工作队160余人前往该地区。这些地方是几县的边缘,群众基础差,基层政权绝大多数是旧的,没有得到改造,且会道门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活动猖獗。当时有些地方因灾情严重,又在酝酿抢粮。
    徐士奇带领工作队宣传当前任务,贯彻生产救灾方针政策,维护社会治安,发动群众并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积极投入生产;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改造基层政权,建立健全基层组织,较快地稳定了人心不安的局面。
    秋种结束,大规模治淮开始,为了落实政务院治淮的决定和毛主席的号召,豫皖苏建立了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阜阳地区建立治淮指挥部,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地区领导人挂帅,下属处室是由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徐士奇先任专区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后任主任和副政委。根据地委和治淮指挥部总的安排,徐士奇在政治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组织治淮干部认真学习政务院关于治淮的决定和治淮委员会、省、地委有关治淮的指示及治淮会议精神,明确治淮的重要意义、方针政策任务要求,并贯彻执行。二是建立健全治淮的组织机构。三是因时制宜,做思想工作。在上工前作好组织、思想、物资、前后方互相支援的准备工作,务求做到“四落实”特别是前后方互相支援,以解除某些民工中,远出治淮遇到困难无人帮,家中有事无人问的顾虑,到工地安心治淮。四是施工中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干群对治淮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根治措施,有了基本认识。
    为了总结治淮经验,提高干部素质,治淮指挥部决定成立治淮干校,校长由地委宣传部长李彬兼任,徐士奇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1951年至1952年干部训练了两期,集中大批治淮干部进行培训,前后达3000多人。
    1953年春徐士奇任阜阳地委组织部第二部长。当时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进行分期分批地整党。地、县委按照上级的要求,均抽调足够力量,集中训练。
    这段时间,党组织确实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的开展是活跃的,贯彻党的决议是认真的,领导干部是能够以身作则,团结干部,紧密联系群众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所以其核心作用组织作用比较明显。
    1953年是生产基本恢复和财政状况基本好转的时期,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及时选拔和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同时要提拔一大批骨干充实县区领导班子,做到既支援工业建设,又适应地方工作的需要。徐士奇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对每一个干部的选拔使用,均经过大量的细致的审查和了解,而且集体研究报党委讨论决定,基本上不存在草率决定和乱用干部现象。
    1954年夏汛时期长,防汛任务重,7月中旬又连降暴雨,江淮水位并涨,内涝也十分严重,淮北大堤,险象环生,保堤任务更加紧张。阜阳地委、专署全力以赴投入防汛,组织上让徐士奇在凤台县检查和帮助工作。1954年夏,徐士奇去凤台县检查淮河堤防,当时由于连降暴雨,淮堤溃决,徐士奇亲自带着船只,逆峡山口滚滚的洪流,越过凶险的决口,不管风大浪高,直奔焦岗区曹集一带,抢救爬在树上和屋顶上的灾民,先近后远,抢救灾民,辗转反复抢救一天,达20余次,将抢救出的灾民,送到淮河大堤,直至深夜始返回县城。对全县各地抢救情况,徐士奇和县委研究了进一步边抢救边安置的措施。经过十多天奋力抢救,将抢救的数十万人,分别安置到大山、孤山、淮堤和古沟等安全地带。
繁重艰巨的任务仅是开始,立秋刚过,补种晚秋和秋种任务迫在眉睫,而严冬不久又将降临,如何重建家园,人畜安全过冬等任务,都急需早筹划、早行动,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为了贯彻和落实这方面工作,徐士奇和县委研究一面向地委、省委报告情况,一面同淮委研究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和安置灾民吃住。同时建议县领导分工建立生产、救灾两套班子,分别研究定出计划,有组织有步骤贯彻执行。在农业生产上,首先抓紧晚秋作物的补种,同时要求粮食和供销部门,清仓查库将上述所需种子,全部拿出,供应支援灾区。先解决临时的住处和锅灶吃食问题。在入冬前由有关部门或通过市场,解决棒、竹、荻柴、芦草和高粱秸秆、绳麻等庵棚所需的材料,将庵棚搭好,合乎牢固保暖的要求;并解决过冬的棉衣、棉被及牲畜的草、料,使人畜安全过冬。在防病治病上,由于水大时,昼夜温差悬殊,风吹日晒雨淋,气候冷暖不定和饮水不清洁,卫生条件差等因素,灾民中感冒、肠胃病、痢疾等疾病,极易发生和流行。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省、地、县和友邻地区都派来卫生队,分片分点巡回治疗,并提倡讲卫生。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徐士奇和同志们较好地完成了凤台灾民安置、秋种及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安定社会秩序等工作。
    1954年冬徐士奇任阜阳地委副书记,分管生产救灾工作。这年入冬,雪大气寒,温度下降到零下19度,淮河结冰达一两尺厚,可行牛车,因冰封时长,不能行船,牲畜瘦弱严重,死亡现象也有所发生。徐士奇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研究,采取措施。首先迅速开展宣传教育,使干群认识保畜的重要性、必要性,明确如何保护好牲畜安全过冬的措施。其次强化饲养队伍的管理,严格建立健全制度。
    副业生产贯彻生产救灾的全过程,特别是冬、春季要大力贯彻,这是生产救灾繁荣市场及人民的需要。因此,因地因时因人的组织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如捕鱼捉虾,长途和短途运输、搬运装卸、饮食加工,建窑烧窑,以工代赈等等,在形式上自办合办,民办公助,解决资金、技术、报酬,走群众路线,制定办法和制度,实行多劳多得,奖惩兑现,并组织商业供销及时收购予以支持,使副业开展起来。
    由于领导把生产救灾作为压倒的中心任务,上级大力支持,各部门通力协作,反复贯彻和实施,使灾民生活安排得到落实,思想稳定,战胜灾荒增强了信心,重建家园得以实施,流行病得以遏制,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秩序逐渐好转。


    1956年徐士奇任阜阳第三书记、书记处书记,分管5个小组工作。1956年夏季,中央通知凡是地、专、司、厅以上干部,经过考试合格,能前往中央党校学习。徐士奇于6月份在合肥集中学习参加考试。8月底到中央党校报到,9月初开学。原定学习一年时间,后因整风反右到1957年10月始告结束。
    到中央党校学习,是十分难得的机会。过去由于战争环境和解放后工作繁忙,能安静的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徐士奇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在党校努力学习。他除了聚精会神在课堂听课,还孜孜以求埋首案头,刻苦钻研和认真参加讨论,加深了对所学的基本知识的理解。
    1957年冬学习结束后,徐士奇继续担任阜阳地委副书记分管党群。1957年农业获得了丰收,加上整风的推动,群众情绪高涨,1958年午季农业又连续丰收,且秋季农作物也长势良好,工农业生产捷报频传。全民大办钢铁时,徐士奇在风台李咀孜村领导近十万民工挖露天煤矿。1959年春根据阜阳地委分工,徐士奇到亳县检查工作,发现一些地方生活紧张,他和县委研究决定拿300万斤粮食安排生活,并抓紧办好食堂,使情况得以缓和稳定。
    1963年11月到1965年3月,徐士奇在安庆专署任副专员,不久为地委常委、专署党组副书记,分管财贸工作。
    1965年初,徐士奇和宿松县长一起出席了北京棉花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的接见。
    1965年春至1975年底,徐士奇在徽州地区工作前后十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由地委副书记、代理专员到结合地革委第一副主任(后为地委副书记)。
    徽州山区的特点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山区地方病多,如血丝虫、粗脖子、痴呆、血吸虫病等,特别是吸血虫病严重影响人民健康,损害生产力大,组织上决定徐士奇兼任血吸虫病领导组组长。经过几年的防治,基本上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在华东和全国成为提前消灭的地区之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中央确定皖南地区为华东后方基地,进行三线建设,许多负责同志来皖南勘察定点,并修建国防公路,建立皖南山区建设指挥部,徐士奇为领导成员,为三线服务做了大量工作。
    1975年底徐士奇担任六安地委副书记兼地区革委会主任,后任六安地委书记,直至1983年。
    1977年万里来安徽任第一书记后,对老区十分重视,当年冬季到金寨,首先看望了老红军,并深入民间,关心了解他们的疾苦。1978年春万里又来六安巡视工作,问及革命历史资料情况,徐士奇如实反映。万里当即指出“当时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幸存者不多,且年事已高,有必要迅速抢救资料收集整理”。根据万里这一指示,地委成立党史资料调研领导组,由徐士奇兼任领导组组长。抽调具有一定水平的15名左右的干部,为办公室的办事人员,分秘书、调查材料、研究整理等小组,建立严格的制度,着手工作。由于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和所有同志的努力,特别是有关的老同志的支持,提供许多重要材料和线索,进行了内查外调,收集了大量的罕为人知的史实,并及时整理分析核实,汇印成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并建立皖西革命历史纪念馆,系统地介绍了皖西革命的发展历史,同时整顿了皖西烈士纪念馆,金寨、霍山等县也建立了革命纪念馆,对外展出,成为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教育的重要场所。由于较早完成这一任务,受到省委的赞扬。


    1982年春节过后,徐士奇去中央党校学习5个月的时间。1983年3月,徐士奇任中共安徽省委纪委书记,9月,任中共安徽省纪委书记。在省纪委期间徐士奇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开展党风党纪教育。
    二是健全了纪检机构。
    三是清理干部标准住房。
    四是加大了经济大要案工作的力度。
    五是树正气,煞歪风。
    1984年5月23日,召开了全省地、市、县纪委书记和省直所、局、委、办、大专院校等200多人的会议,徐士奇在会上总结工作,肯定成绩,并组织宿县地委、省物资局党组、桐城、六安、凤阳、宣城县委及合肥市、肥西、利辛、歙县纪委等23个单位,交流经验。参会者倍感党委加强领导和及时支持,是搞好党风根本好转的基本保证。
    1985年12月底,安徽省党代表大会召开,徐士奇被大会选举为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直到1993年底省顾委撤销。1993年底,徐士奇正式离休。2012年8月17日,徐士奇因病在合肥去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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