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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坦
  
来源:      作者:周平      发布日期:2015-03-12      浏览量:439


    胡坦,曾用名胡本常,祖籍安徽省休宁县,1917年6月生于江苏省盱眙县。父亲胡敦彝,因经营小本生意失利,负债累累,长期失业,流浪不归。他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全靠母亲郝氏操劳度日,始则代人家看守门户,继则利用河边废地种瓜种菜,或帮人缝洗衣衫。微薄的收入养活不了4个儿女,以致其大哥13岁被迫出走,二哥10岁当了童工。1923年,6岁的胡坦过继给结婚后多年不育在旧县(今明光市女山湖镇)教书的六叔做养子。在叔叔家,叔父想让他上学,而叔母却叫他帮助拾草、抬水、做家务。好在时间不长,1924年冬,叔母生下了小弟弟,胡坦于翌年春回到了盱眙,投入了母亲的怀抱。胡坦8岁那年在叔父的关照下,进了夫子庙小学读书。但是由于家穷,他饱尝了穷孩子读书的辛酸。然而,由于战乱,小学内经常兵来匪住,教室驻兵拴马,根本无法上课,断断续续三年,二年级的课程也没上完。1929年1月,其父亲派人将他和母亲、妹妹接到旧县,后来上了三年私塾,15岁时插班进了旧县小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淞沪抗战,时值胡坦在旧县小学读书,在进步老师的启蒙和指导下,立志为中华民族事业奋斗。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以“自觉、自学、尊师、爱校”为宗旨的学生会,并被推选为学生会的会长。他们积极宣传抗日,声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1933年,16岁的胡坦走上社会,他与五六个青年学生在旧县汪氏宗祠组织“青年阅报社”,自筹书籍近千册,订阅了《大公报》、《申报》、《新闻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供社会青年阅读。他们收听广播,出刊办墙报,向社会宣传全国学生要求全面抗战,支持前线抗战官兵,揭露伪满政府,抗议日伪策划华北自治阴谋。1934年春,胡坦到洪庙(今明光市明西办事处)小学教书,第二年,任戴巷(今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小学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胡坦失业后参加了地方抗日活动。1938年春在中共盱眙特支的支持下,成立了旧县镇青年抗敌协会,主要工作是出战报、写标语、演话剧,借以发动群众,组织妇女抗敌协会,扩大农民抗敌协会,同时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1939年秋,胡坦与几位同学同时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经批准在旧县镇建立第一个党支部,胡坦任支部书记。此后,继续扩大农抗、妇抗,广泛宣传“三七分租、二五减息”政策,取得成效。
1940年3月,嘉山县(今明光市)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汪道涵任第一任县长,同时,在旧县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胡坦任第一任镇长、大队长。期间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保卫家乡,保卫夏收,得到了旧县镇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年7月,县委决定胡坦到中共乌(石山)鲁(山)区委工作(9月撤销区级建制),任中共乌鲁区委委员、鲁山乡总支书记乡长和大队长。
    乌鲁两乡毗邻,位居自来桥、涧溪两个大镇之间,是嘉山向西的大门,面临石坝、管店日伪军据点,外围还有侯胡营、南徐岗、小金营和东西徐一线的伪军据点。日伪顽匪合流,白天收捐收税,夜间牵牛抢粮。尤其是鲁山乡,5月日伪顽匪内外勾结,发动武装暴动,杀死乡指导员,俘去乡总支书记、乡长,引起全乡群众性大逃亡,搞得十室九空,鸡犬不宁。
    胡坦上任后,积极贯彻区委工作方针,依靠群众,加强党的建设,扩大武装斗争,开展统战工作,巩固民主政权,打击反动势力,孤立日军。7月发动群众猎枪手,组成基干民兵;8月开始主动出击,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夺回了被抢去的耕牛和粮食:9月,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10月袭击侯胡营,活捉伪军中队长侯保皇,打掉南徐岗,赶走伪乡长施文秀;11月又集中基干民兵横扫陈家湾,枪决匪首刘二水,释放从犯任殿和;接着袭击陈沙港,争取吴发海。12月,乌鲁两乡联合作战,先在杨家港,击垮了嘉山县第四中队孙继德的叛变武装,保卫了区委的安全。又在宋家庄打垮了二中队史得玉的反动武装。
    1941年5月,胡坦调任涧溪镇总支书记、镇长和大队长。涧溪处在明光、盱眙两大日伪军据点之间,首当盱明公路要冲,又是旧县、津里、石坝3个日伪军据点的前沿,蚕食与反蚕食斗争极为尖锐。胡坦到任第三天,便率领基干民兵40多人,前往石坝方向侦察敌情。有一次夜里侦察被日伪军发现遭到包围,幸而被闻讯赶来的民兵从背后出击,形成夹攻,打得日伪军狼狈逃跑,这一仗他们缴获日旗一面和部分武器,俘虏3名伪军。
    这年5月,200多名日军从盱眙开向明光,并配有大炮一门,企图察看盱明公路能否正常通车。日军当夜宿营在涧溪镇,胡坦带领基干民兵,一组破坏桥梁,另两组不断向日军袭击,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是年,胡坦等还组织武装保护了夏收夏种。1941年7月,胡坦调任县民政科科长兼社会科科长。1942年7月任县政府秘书,被增补为县委委员,同年10月又出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兼任县总大队长。在这段时间里,正遇连年大旱,胡坦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动员群众参军;加强边区日伪军的转化工作,发动民兵保卫边区;建立县参议会,实行“三三制”政权,改造乡村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先后建立自来桥、涧溪、仇集、河桥和横山等5个区的边区设置。抓冬修兴水利,抓冬学,搞扫盲运动,抓冬访,保卫边区。
    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一批大学生去淮南根据地,嘉山境内由胡坦负责安排伪军化装护送,并确保安全过境。津里是明盱水陆交通要道,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200多人,伪镇长极为反动。县总队决定打一打他们反动气焰,但敌军固守久攻不下,后来还是动用了内线,一是促使伪军一个中队投降,另一是利用矛盾造成敌人内讧。当夜他们还枪决了汉奸伪镇长。此外,他们向伪乡长、伪保长公布了“持枪反正,立功赎罪,是正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的政策。这些政策被印成传单、写成标语,贴在墙上、撒在路上,有的还送到乡长保长家里。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43年春,淮南区党委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精神,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战争需要,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决定把淮南津浦路东原来的8个县委调整为盱嘉、来六、天高、东南4个县委,相应建立4个办事处和4个支队。胡坦调任中共盱嘉县委委员、县联络部长。
同年8月,胡坦改任盱嘉办事处副主任。不久,盱嘉县委书记朱云谦决定把原来4个区边沿的黄龙、枯桑、三塘、三九、漫岗、甘泉、洪泽庙和十里营8个乡划成一片,建立中共临城区委,胡坦兼任区委书记、区长、政委。临城区委建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胡坦等区委一班人积极采取“军事和政治结合、政治和经济结合、内线和外线结合、防御和进攻结合的方针”,斗争机动灵活,方法多种多样,完全掌握了斗争主动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是打入日伪军内部。派出5名同志安插在日军中队里,有的替日军做工,有的替日军烧火,有的替日军买菜。这些同志不仅很快摸清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枪支弹药等基本情况,还摸清了日伪军的活动规律,比如,日军要向外出动,必先提前开饭的规律,还有的通过内外掩护收集了一批日伪军的文档资料。
    二是主动出击敌人。派便衣组长林家纯等驻扎城里,白天隐蔽夜晚活动。盱城日军只有3匹洋马,饲养在夫子庙里,一天夜里,便衣小组钻了进去,把马夫捆上,自己骑上洋马串街过巷,跑出城来,伪军岗哨以为是日军查哨未敢阻挡。盱城东门驻有一班伪军,专门阻挠我地下交通,又被便衣小组配合城郊武工队将其全部活捉。高立志带有10多条枪叛变投敌,并当上了日伪军新附区长,朱云谦亲自化装进城,二次袭击盱城时除高立志潜逃外,全部武装被我端掉。
    三是明确打击重点。伪区长赵子琴,是日军忠实走狗,反共最为积极,被临城区委列入打击重点。他一天晚上带着他侄儿赵厚香,躲到日军中队部附近的姘妇家过夜,又被胡坦派出的便衣队盯上。便衣队乘午夜跳进他姘妇的院墙,冲进房门把他按在床上连打三枪,结果打死的是他侄儿赵厚香,为此,城里的伪军头头震动很大,鬼子也感到吃惊。再一个打击重点是特工王海泉,是杀害我地下工作保三防的直接凶手。胡坦他们利用内线关系向他当面“告密”:“太君最近在收集你的材料,你要注意。”而凶手王海泉摸不清底细怕得要死,当晚跑到郊区躲避,当夜就被我抓住处决。
    四是坚持打中有拉。日伪军三塘乡乡长张右华带着老婆、武装住在城里,经常下乡收捐要粮,弄得鸡犬不宁。胡坦又及时派出基干民兵活动到城郊和城内,主动宣传党的政策,终使张右华带着老婆和全部武装幡然来归。
    五是实行经济封锁。春节将临,临城区政府发出通告,命令各区乡队、便衣队、武工队、基干民兵,对于盱眙城内全面实行经济封锁,粮油食物一律不许进城。农民的粮油猪禽,必须集中到洪泽庙官办市场出售,城内居民的食物,必须按照规定遵守四条公约,实行五家联保,分组申请、审查发证,凭证购粮。四条公约是(1)拥护抗日纲领;(2)遵守抗日法令;(3)支持抗日行动;(4)不为日伪军服务。那时军民团结,军令如山,不到三天就全面封锁起来了。群众高兴万分,日伪军更加孤立。
    六是坚持五线作战。一线是钻进日伪军内部,掌握日伪军动态;二线是便衣小组扎根在城内监视敌人,打击坏人;三线是武工队加强城郊活动,坚持反蚕食斗争;四线是依靠基干民兵,有仗打仗,无事生产,既民又兵,劳武结合;五线是区里4个中队,由区大队统一掌握,平时抓紧练兵,随时准备打仗。在胡坦等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内外结合,城乡结合,军民结合;大搞人民战争,紧紧围困着县城,使日伪军龟缩在碉堡里,白天不敢出城,夜晚不敢上大街。


    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苏、美、英、法等盟军积极参战,特别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给了中国巨大空中支援,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空中侵略。美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飞机受伤后跳伞被我抗日军民救助。
1944年2月2日上午,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被击伤冒着浓烟的飞机在嘉山管店上空倾斜而下,一头栽在花生地里。胡坦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横山抗日区队迅速前往实施营救,最后有5名飞行员成功跳伞,2名飞行员不幸遇难。当日,胡坦还周密安排了几位飞行员归队前的生活,并为两位死难者举行安葬仪式,墓前还树立“抗日盟军烈士之墓”的石碑。
1944年秋,淮南区党委为了迎接反攻形势的到来,决定盱嘉分制,令胡坦和王守基一同返回嘉山(自来桥),以铁路工委、铁路便衣大队活动地区为基础,合并重新建立新的中共嘉山县委、县政府和县总队。胡坦为县委委员并再次出任县长兼县总队队长。嘉山县所处的位置非常复杂,存在着日军、伪军、土匪恶霸割据势力。胡坦面对复杂情况,十分重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依靠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利用伪军,打击反动力量,达到孤立日军、战胜日军的目的。他们对伪匪中有良知的人积极开展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善待俘虏。经过细致的工作,政策发挥了大的作用。那时嘉山县主要负责明光至乌衣铁路东西各15公里的铁路沿线,他们在沿线建立了情报站、联络组,为护送过境部队、物资开辟了安全走廊。时任新四军领导的杨效春对他们联络部长能住到敌伪的碉堡里、联络员能住进保安队长家的统战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有的说被统战的保长三件事:打仗、带路、送公粮。有的伪队长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四爷(新四军)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送情报开路条,能办到的都得办。”还有的说:“四爷的事情也好办,一不做坏事留条后路,二是送情报当好向导。”有个伪保安队长经工作后保证做到:一不配合广(西)顽(军),二不支持土顽,三不下乡清剿。许多被做过思想工作的人,都在暗里为边区政府和新四军服务。那时,每当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过路时,不仅两头有伪军站岗放哨,伪军还持枪向他们行军礼。管店伪军刘团长,开始对我边区政府软硬兼施。经过工作被我所用,曾护送我方部队过路,保护商旅。三界伪军大队长仗着有枪有小炮不可一世,几经工作于1945年春,这个王大队长率部140多人和武器向我军投诚,其部并被改编为嘉山独立大队。
    1945年10月,胡坦从嘉山调到仪征任县长兼总队长。接着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反霸,召开公审大会,枪决汉奸秦鼎珊、洪蔚文、陈天然等,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仅要摘胜利果实,而且还与共产党一边谈判一边发动内战。胡坦为把仪征县城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紧紧依靠群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46年,胡坦的县大队被编为东南支队,就地进行战斗。然而迫于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形势,只得于9月下旬随大军北撤。这批淮南干部,虽战斗在鲁南,但心系淮南,日夜都想夺回失地。那时部队食宿漂流不定,时而丘陵、时而平原、时而淮河岸边、时而湖滩。他们豪迈地描述:昨夜湖里月,今日淮上风,明朝何处去,歌唱万山中。战士们还说,游者不知我所去,击者不知我所来,敌人找我我不睬,敌人不找我偏来。1947年1月,新组成的淮南第二工委(支队)下属“司直、盱来嘉、定(远)滁(县)全(椒)”三个大队。胡坦任盱来嘉工委书记兼大队长、教导员。他们从鲁南苏北一路边打边走,一块失地一块失地地收复,解放区一块一块地扩大。到了1947年,盱凤嘉政权建立。后改为盱嘉县。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淮南区党委决定,盱嘉、来(安)六(合)两县委、支队合并为盱嘉来六县委,胡坦任县委书记。随着三十四旅一00团的归建(1948年3月曾化整为零,下放到盱嘉、来六、天高、东南支持地方武装),支队上升为主力,盱嘉来六支队奉命撤销。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从农村住到滁州。这时胡坦任江淮第一专署副专员,江淮第一军分区专职支前副司令。他直抵六合的江边,扫清残敌,调集船只,培训水手,为大军渡江做好充分准备。他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10万支前大军,运粮运草。刚获得解放的盱嘉来六人民,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口号的鼓舞下,群情激昂。他们不惜人力、物力乃至流血牺牲,奋勇投入轰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中。那时路上是车轮滚滚,随处可见红旗飘扬。
    1949年4月21日的午夜,随着过江信号弹的升起,万船齐发,江面上空满天炮火,惊涛拍岸,浪击飞舟,百舸争流。胡坦他们从六合大河口支援我军八兵团三十四军胜利渡过了长江,江淮第一军分区支前司令部随军进驻镇江、南京,为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年7月,胡坦从镇江前线调任巢湖专员。巢湖专署是由原来的皖西四分区和江淮五分区合并的一个新的行政区,不仅战争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而且还时有盘踞在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勾结土匪、恶霸进行破坏活动。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开展工作相当艰难。他们全面发动,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在清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政策法令,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修复江堤、发展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为巢湖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底,芜湖专署管辖江南的芜湖、当涂、繁昌、南陵、宣城、泾县、郎溪、广德,江北的巢县、无为、庐江、含山、和县等13个县市。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找到胡坦,让其任芜湖地委书记。胡坦说芜湖摊子太大,自己又没有经验,难当重任,请另派他人。后来,胡坦还是被任命为芜湖行署的专员。那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恢复经济、生产自救、修复江堤等。此外还要抓“三反五反”运动。胡坦后来反思说,自己在抓“三反五反”中感到内疚的是伤害了一些好同志。1952年9月,胡坦被调省里工作,开始任省财政厅税务局局长,夏收时,又任粮食局局长。1954年8月任省粮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厅长、党组书记。1957年11月任省委财贸部长兼粮食厅厅长、党组书记。1958年12月任省交通部副部长兼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0年3月任省财贸部部长。1964年1月任省人委财贸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为粮食调运、保障供给和财贸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1965年7月,由于池州和安庆分设,胡坦出任池州地委书记,找他谈话的第二天就经安庆到了池州。两区分设的第5天,便开始办公,工作中心是抓修复江堤、改田、消灭血吸虫病、经济建设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大批革命干部被打倒、靠边,甚至坐牢、住牛棚。胡坦也未能幸免。他被关了395天,被下放347天。他自己说,我在池州7年,6年被打倒。1972年5月,胡坦被结合到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仅40天后,又被调任六安地委书记。期间他狠抓经济良性发展。1978年1月,胡坦出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1981年10月当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3年3月任省政府顾问;1991年9月,时年74岁的胡坦离职休养。任期内,胡坦坚持改革开放,开拓进取,勤政廉政,为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特别是1978年秋受万里嘱托,和王光宇等领导多次关注支持肥西县小井庄农村改革先进典型。离休后,不忘学习,关心时事政治,关注全国、全省的经济建设,并积极为我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献计献策。患病期间,他仍以坚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继续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弥留之际还心系祖国统一大业。定远县王小庙新四军无名烈士墓群,葬有174名无名烈士,胡坦作为新四军的一员,除自己不顾年高到王小庙祭奠烈士外,还曾受新四军战士廖成美将军的委托,专程到墓地敬献花圈祭奠英灵。2000年,84岁高龄的胡坦,得知滁州军分区宣传科长高立海采写宣传新四军无名烈士墓园后,与其见面时,他拉着高立海的手感激地说,小伙子,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新四军老战士向你表示感谢。
    胡坦夫人胡韫璞回忆说:“胡坦一生非常勤奋,在省内财贸系统素有‘电脑’之誉,流传他在工作中随时可以说出许多有关数据,甚至连小数点后的数字也不疏漏。其实所谓电脑,固然一方面来自他的记忆力比较强一些,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学、勤练、勤记、勤调查。他的笔记本不计其数,为了节约用纸,每一行改作二行写,密密麻麻。同时,工作中的情况和数据时时在他脑海里盘旋。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精确的数据,使他的头脑清楚,得以认清形势,作出相应举措,并能及时提供领导决策参考,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他原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工作离不开,没有机会深造。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行李已经托运,人也到了合肥火车站,正准备登上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列车,不料还是被省领导紧急追回,又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做。他毕生致力于‘干’,在实干中学习。”“他在池州任书记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少在机关办公,而是跑遍了全地区的公社、多半数生产大队和部分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在不通车的山区、僻壤,全靠两只脚走,好在他那时正值盛年(48岁),从不以为苦。”“离休后,他学诗练笔,撰写了《盱嘉来六支队》等多篇革命回忆录,笔耕不辍。”“他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参加省新四军研究会工作,并兴办了研究会下属的东南公司,以收益供补助研究会会务之用。同时还参加全国和省食品工业协会、省粮食工作协会、烹饪学会以及安徽省老年报、省炳烛诗书画联谊会等工作,不遗余力。”
    2000年12月29日,胡坦在合肥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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