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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
  
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12-06-15      浏览量:151

王传厚  孙明开

 

    汪道涵,1915 年生于安徽嘉山县(现为明光市),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1914 年在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任教。1921 年秋,汪雨相任省立第九师范(现滁州中学) 校长。1923 3 月,汪雨相改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童年时期的汪道涵在明光小学读书,1928 年在明光中学初中班读书。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明光镇群情激昂,明光初级中学学生立即上街游行。汪道涵及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19 名青年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宣传抗日。10 月,上海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消息传到明光镇,汪道涵、秦其谷带领十几名青年学生扒火车到南京参加请愿示威。是年底,汪道涵报考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32 年下半年,汪道涵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学习。由于长期受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熏陶,汪道涵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积极向上。面对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祖国,汪道涵深感痛苦和迷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努力向其靠扰。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他,并予以重点培养。1933 1 月,汪道涵被吸收参加进步青年学生组织。3 月,他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这时,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1933 11 月初,上海交通大学中共党组织组织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上街搞“飞行集会”,揭露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企图消灭红军和中央苏区的阴谋。汪道涵带领几名同学到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散发革命传单,进行演讲。演讲刚开始,警哨响起,人群四散,汪道涵被捕。

    学校地下党组织设法将汪道涵被捕消息通知了汪的家人,并建议汪父利用曾任公职的背景,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营救道涵。汪家人接受了党组织的建议。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中,汪道涵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军警斗智斗勇,敌人几次提审,他都始终不承认自己是

共产党员。后经家人多方营救,在花费六七千大洋后,1934 1 月,汪道涵终于出狱。出狱后,他随父兄回到明光。在狱中,汪道涵严守党的秘密,为保卫上海交通大学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汪道涵回到明光镇后,因为父亲的关系,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两门课。他一天也没有停止革命活动,经常向同学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等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几名青年义气相投,志同道合,于是1934 7 月,他们在明光中学校园内秘密成立了“二三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

    1937 年春,汪道涵再次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七七事变后,学校放假,汪道涵从上海回到明光。与他同时放假回家乡的原“二三读书会”的几名成员,聚集在汪家,共商抗日大计。经协商,他们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由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为副团长。同时还决定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寇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

    当时,办《抗日快报》是具备条件的。汪道涵、李星北、李纯儒等都是明光的才子,写文章、编剧本是行家里手。秦其谷是学美术的,搞设计不在话下。李星北家是嘉山的大户,筹款不成问题。明光镇也有印刷厂,因此,由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主办的《抗日快报》成为当地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刊物。“抗日救亡剧团”也隔三岔五地组织街头演讲或宣传演出。在汪道涵等热心青年倡导下,明光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在宣传抗日过程中,秦其谷、李正恩等青年表现突出,渐渐成熟了,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形成领导核心,汪道涵决定成立明光临时党支部,发展党员。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5 位青年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汪道涵为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书记,李纯儒负责组织工作,李正恩负责宣传工作,几名学员经常在《抗日快报》上写文章。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接上组织关系,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联系,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

    中共明光临时支部还以“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名义,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汪道涵、秦其谷等用募集来的钱款购来棉布和棉花,请明光镇

上的大婶、大嫂、大姐缝制成棉背心。仅一周时间,他们就制作了2000 余件棉背心送往南京。

    1937 10 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寇随时有进攻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汪道涵一家人忧心忡忡。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此时,父亲汪雨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策的了解日益加深,他老人家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此,汪雨相征求长子汪道涵的意见,明光居住不下去了,全家要离开这里,投奔延安如何?汪道涵早有此意,父子默契,汪道涵非常高兴。汪道涵还建议父亲多带一些人走,至少要把自己的几个好同学(新发展的党员) 带着。汪父欣然同意。10 10 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 人,北上奔赴延安。约10 天后,历经艰难,行程千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汪家及一行全部到达延安。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投奔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

 

    1938 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党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到四支队。汪道涵也就在此时受党组织派遣,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成立战地服务团时,因为他是1933 年入党的年轻“老党员”,所以担任了领导职务。东进时,程启文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战地服务团协同各团政治处、民运部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战地服务团40 多人中,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汪道涵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为四支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充实加强了四支队的干部队伍。汪道涵、裴先白等是四支队中优秀知识子的典型代表。

    这时,战地服务团主要在大别山区和皖中地区活动。1938 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大别山腹地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服务团派出大批同志,进行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千余人枪的队伍,被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程启文任司令,汪道涵任副司令,郑时若任参谋长。不久撤销了先遣队建制,成立正规游击团,程、汪等都卸去司令、副司令职务,仍然回战地服务团工作。此前,汪道涵在舒城,还深入晓天、三元观一带,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防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巡逻队和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

    1939 12 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经六安张家店、肥西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等地,穿越淮南铁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于1939 2 18 日到达肥东重镇梁园。2 19 日是春节,他们稍作休息后,继续向东进发,于2 22 日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

    在东进过程中,汪道涵善于演讲、能歌善舞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因为是长途行军,疲劳加剧,同志们的背包渐渐沉重起来,战地服务团领导决定轻装前进。在动员大会上,汪道涵说:日寇侵略中国,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这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时代。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生命都准备随时献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胜利了,我们将获得一切。汪道涵富于鼓动性的语言,使大家热血沸腾,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打开背包,清理多余的物品,轻装前进。

    东进并不是单纯的走路,要一边走路一边做群众工作。标语是走一路写一路,走到哪写到哪。汪道涵擅长书法,写一手漂亮的行楷,这一路到底刷了多少条抗日救国的标语,谁也数不清。要是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或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到街头演出,召开群众大会。每次

演出汪道涵都亲自参加。他还会京剧,尤其青衣唱段很见功力。每次群众大会他都上台演讲,他的口才在服务团是首屈一指的。

    战地服务团到大马厂后,稍作休整,就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程启文率领去周家岗和滁县珠龙桥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路由副团长汪道涵率领,赴全椒县城开展统战工作。

    2 27 日,汪道涵一行8 (胡孟晋、许章起、周启瑞、王渠芳、刘开永、赵永鹗、张式等)到达全椒县城。汪道涵到全椒后,一是利用其父亲在皖东地区的影响,主要做国民党全椒县党政军方面的上层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全椒县县长汪心森还算开明,汪道涵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汪心森主动安排服务团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县政府笫二科科长家。战地服务团组织的群众集会,汪心森具长也能到场并讲话。从而使战地服务团能在县城立足。二是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汪道涵在县城组织了三次群众集会,宣传抗战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演讲会现场,群情激昂,爱国青年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拥护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政策。汪道涵因势利导,立即将县城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起来。三是为前线部队筹粮筹款。因为得到该县上层人士的支特,服务团筹集粮款工作较为顺利,部分地解决了新四军四支队在全椒活动部队的供给。

    4 月下旬,日本鬼子第二次进犯全椒县城,军民奋起抵抗。国民党全椒县自卫军副司令罗国宁被打伤。尽管这个罗副司令对新四军并不友好,但他是为抗日而受伤,汪道涵还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组织人员救护罗副司令,并将其送到四支队第七团战地医院

救治。

    4 26 日,汪道涵率战地服务团撤离全椒县城,到中心区周家岗归建。汪道涵在全椒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教育了群众,播下了抗日、民主的火种,为全椒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39 5 19 日,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 余人(7月,改为五支队战地服务团,汪道涵任团长)随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率领的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嘉山县自来桥。阔别家乡一年半后,汪道涵又回到嘉山县。挺进纵队和战地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开展统战工作。

    6 月,汪道涵发展自来桥青年积极分子周正渭、金石、刘仲民、梁化农等4 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自来桥党支部。自来桥党支部是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党支部。

    自来桥位于嘉山、盱眙、来安三县交界处,汪道涵在此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与这三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见面会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嘉山县县长周少藩、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假抗日,真反共。汪道涵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支持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 年初,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已深入人心,国民党嘉山县政府在人民心中已失去了威信。国民党顽县长周少藩对共产党、新四军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公开作对,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软抵抗,并频繁地与盯眙县县长秦庆霖接触,准备率部逃跑,投奔秦庆霖。汪道涵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五支队司令罗炳辉及津浦路东省委做了汇报。当时新四军五支队情报部门也得到了周少藩准备带部队投靠秦庆霖的情报,罗炳辉司令派汪道涵到自来桥东南十几里地的朱山港劝说周少藩留下共同抗日。

    1940 3 10 日下午,汪道涵带领周正渭快马加鞭赶到朱山港,此时,周少藩已做好了撤走的一切准备,住地大院里两百多号人武装整齐,十几匹马的背上驮着行李。

    汪道涵批评周少藩准备拉队伍投靠秦庆霖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劝周少藩不要与人民为敌,不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少藩见事已败露,把眼一瞪露出了本来面目,命令卫兵将汪道涵、周正渭的枪下了。并用绳将汪、周反手捆了起来。汪道涵严厉斥责周少藩:“你真的不留后路吗?放了我们,弃暗投明,你的前面还有路可走,否则你必将被消灭。”周少藩的部下有人嚷着要把汪道涵、周正渭毙了,有人说把汪、周二人带着交秦庆霖处理。周少藩虽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但他也不敢杀人,他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叫手下把汪道涵、周正渭关进后院柴房里,然后,立即动身,投奔盱眙秦庆霖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晨,房东收拾房屋时才发现了被捆的汪道涵和周正渭,好心的房东慌忙为汪、周松了绑。

汪道涵、周正渭迅速赶往五支队向罗炳辉司令汇报周少藩逃走的情况。罗炳辉说,周少藩逃跑了也好。这样我们建立自已的政权反而名正言顺了。他要求汪道涵按照中原局的指示,抓紧抗日县政府的建立工作。路东省委、五支队于3 月中旬正式批准成立嘉山县抗日民主

政府,并派汪道涵任县长。县政府成立时,没举行什么仪式,只第二天在自来桥镇街口贴了一个布告,以安定民心。

    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嘉山县委领导下,汪道涵负责组建了县政府秘书、民政、军事等办事机构,建立了区乡政权,建立了自已的武装,并兼任县总队总队长领导减息斗争,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还组织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敌协会和儿童团。嘉山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

    1941 8 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1942 1 月,汪道涵调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协助方毅工作。淮南行署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华中局)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贸易,建立淮南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稳定市场,振兴淮南敌后农村经济,从而确保了近5万新四军第二师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逐步改善了根据地300 多万人民的生活。

    汪道涵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政权工作和财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943 2 月,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汪道涵仍担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并兼任津浦路东专署专员。1943 8 月,汪道涵调华中党校学习。一年后他回到路东地区继续担任行署副主任、路东专署专员。

    解放战争初期,汪道涵担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后任建设厅副厅长。全面内战爆发后,他调任华中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1947 年底任胶东行政公署代主任。他为华东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 年后,汪道涵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1952 年后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78 年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1980 年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1985 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1991 12 月起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汪道涵晚年关心台湾问题,致力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作为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成员,不仅亲临第一线做对台工作,而且运筹帷幄,决策其中,创意颇多,如“86 字箴言”与“共同缔造论”就是他的杰作。汪道涵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拳拳之心,真是日月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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